[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约翰·S·戈登

目录

· 第一章　“人性堕落的大阴沟”（1653年～1789年）

· 第二章　“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1789年～1807年）

· 第三章　“舔食全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1807年～1837年）

· 第四章　“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1837年～1857年）

· 第五章　“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1857年～1867年）

· 第六章　“谁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1867年～1869年）

· 第七章　“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1869年～1873年）

· 第八章　“你需要做的就是低买高卖”（1873年～1884年）

· 第九章　“您有什么建议？”（1884年～1901年）

· 第十章　“为什么您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呢，摩根先生？”（1901年～1914年）

· 第十一章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1914年～1920年）

· 第十二章　“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1920年～1929年）

· 第十三章　“不，他不可能那么干！”（1929年～1938年）

· 第十四章　“华尔街也是……主街”（1938年～1968年）

· 第十五章　“是为贪婪说句好话的时候了”（1968年～1987年）

· 第十六章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1987年～1999年）

第一章
“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1653年～1789年）

[译者题注]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发源于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小小的贸易前站，但依靠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在当地荷兰裔移民的商业精神的催化下，它逐步成长为一个繁荣的都市。华尔街也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世界舞台。然而在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眼里，纽约却一直是“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译者导读

·你也许不会想到，纽约最终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商业都市和金融中心，竟然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有一种无法分割的必然联系。

·作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著名投机活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主要要素和环节：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引发了公众对财富的狂热追求，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使得更多的人更加疯狂地投入，直至理性的完全丧失和泡沫的最终破灭，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此后的人类历史不断上演金融危机的大戏，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可以说，一部金融的历史，也是一部投机的历史和金融危机的历史。

·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郁金香泡沫”投机狂热的破坏性，却忽视了荷兰人可贵的商业精神。当和其他欧洲人一起飘洋过海来到北美洲这片新大陆时，荷兰人将他们的商业精神带到了纽约——那时它的名字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在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中，纽约最好地继承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包括他们的投机文化。除了纽约自身的地理条件外，这种至今仍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无所不在的商业精神，或许是成就纽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

·荷兰人早在导演和参与“郁金香泡沫”时练就的投机技术，很快就被运用到了北美新大陆。发生在这块处女地的第一次金融投机活动是针对当时原始的货币——贝壳串珠进行的投机，这次金融投机揭开了北美350年的金融史——同时也是350年的投机史的序幕。这些投机技术在以后的历史中被反复应用，投机者们沉溺其中，乐此不疲。

·18世纪下半叶，两位历史人物开始登场，他们不同的理念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对美国这个当时还处于襁褓中的新生国家的发展路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影响了华尔街的未来。他们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一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另一位是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推崇市场的作用，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杰斐逊则憎恶任何投机活动，他把充斥着各种投机行为的纽约称为“一条人性堕落的大阴沟”。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除了具有无数其他鲜明特色之外，纽约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它是美国唯一曾经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大城市。

到1650年，在新阿姆斯特丹（Nieuw Amsterdam）[16]建立后不到30年，这个港口变得非常繁荣，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优良的天然海港之一，同时也是荷兰人对外贸易的前站，它的繁荣使得在新英格兰地区[17]的英国殖民者对它垂涎三尺。1652年爆发的首次英荷大战更是威胁着新阿姆斯特丹的未来。

这块殖民地的荷兰统治者彼得·斯特文森[18]市长曾经是一名军人，并习惯以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由于担心新英格兰会从陆路进攻，彼得决定在城市的北部建立一道防御城墙。他从当地的商人手中借了6000荷兰盾，并命令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帮助建造城墙。墙用圆木建成，每根圆木长约16英尺（约5米，3英尺约合1米），其中1/4埋于地下，顶部被削尖。该墙东起珍珠街（那时的海岸线），西至今天的三一教堂，全长2340英尺（约713米）。教堂的西侧邻近哈德逊河畔[19]陡峭的悬崖，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城墙设有两个大门，一个建在东河口，是船只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建在与百老汇街的交汇口，是向北的主要陆地通道。

当彼得将修筑城墙的预算单呈给刚刚成立的市政委员会（成立于1653年2月2日）要求其拨款时，委员会犹豫不决。那些刚被任命的自以为是的委员们认为筑墙的费用应由该殖民地的所有者——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负担，而不应由市政委员会支付。直到彼得同意上缴酒税作为补偿后，委员会才批准了市长筑墙的预算。

但是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军人一样，彼得在制定新阿姆斯特丹的防御方案时忘了将海上的威胁考虑进来。当英国人最终在1664年攻打该城时，他们并没有如彼得所担心（并严加防备）的那样从北部的陆地发起进攻，相反，一支英国舰队从南边驶向这个港口，将全城置于炮火之下，从火力上完全压倒了新阿姆斯特丹城堡的守军。

彼得丝毫不为所动，准备誓死保卫该城。但是城里的商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恳求市长开门投降，以免城堡和他们的财富都在炮火中毁于一旦。犹豫再三之后，彼得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愿。第二天，他所深爱着的新阿姆斯特丹被命名为新约克郡（New York，简称纽约），以此作为献给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Ⅱ）的弟弟及继承人］的生日礼物。

荷兰人早年在纽约为防御英国人入侵而修建的“墙”。它的存在并没有实现保护纽约的初衷，但墙边的一条街道（“墙街”，Wall Street，音译为“华尔街”）却成了华尔街名字的起源。

彼得留在了纽约，一直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北方庄园里[20]，直到1672年去世。他的庄园南北贯穿今天的第5街到第17街，东西横跨公园大道到东河，这个巨大的庄园足以使他的后裔到19世纪还依然富有。

而那道城墙，此时已毫无意义，它很快就被荒废了，并于1698年被拆除。这一年，最早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开始修建，它就建于该墙的西端。即使那道墙能保留到今天，它也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脚注。但是紧接着墙后的一块30米长的空地被保留下来用于军队调动，不允许建造任何建筑。随着交通逐步成为曼哈顿的一个难题（直到今天，在纽约，交通依然是个难题），这块空地很快不可避免地被改建成一个十字街口，而紧挨围墙的这条街也不可避免地被命名为“墙街”[21]，也就是华尔街。这条小小的街道，得益于另外一个和荷兰有关的纽约传统，并将从这里起步，最终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通衢之一。

这个传统就是纽约继承的荷兰人的商业精神。早在17世纪初期，荷兰人就发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是荷兰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民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这个小国迅速成为了欧洲的强国之一。

荷兰人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指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希望在股价下跌后购回以赚取差价）、“洗盘”（bear raid，指内部人合谋卖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拥有者恐慌并全部卖出自己的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内部人得以低价购回股票以平仓来获利）、对敲（syndicate，指一群合谋者在他们之间对倒股票来操纵股价），以及逼空股票（corner，也称杀空或坐庄某一只股票，或囤积某一种商品，指个人或集团秘密买断某种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应量，逼迫任何需要购买这种股票或商品的其他买家不得不在被操纵的价位上购买）。

同样也是在荷兰，曾经爆发了“郁金香泡沫”，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16世纪中期，郁金香被从土耳其引入西欧，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植物产生了狂热。到17世纪初期，一些郁金香珍品被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而富人们也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种。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狂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这种总是期望有人会愿意出价更高的想法，长期以来被称为投资的博傻理论）。

1635年，一种叫Childer的郁金香品种单株卖到了1615弗罗林（florins，荷兰货币单位）。17世纪早期的荷兰的一头公牛（与一辆拖车等值）只值480弗罗林，而1000磅（约454公斤）奶酪也只需120弗罗林。可是，郁金香的价格还是继续上涨，第二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当时的荷兰全境只有两株）以4600弗罗林的价格售出，除此以外，购买者还需要额外支付一辆崭新的马车、两匹灰马和一套完整的马具。

但是，所有的金融泡沫正如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名称所喻示的一样脆弱，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投机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转移财富时，总有人会清醒过来，这个时候，郁金香泡沫就该破灭了。在某个时刻，当某个无名小卒卖出郁金香——或者更有勇气些，卖空郁金香时，其他人就会跟从，很快，卖出的狂热将与此前购买的狂热不相上下。于是，价格崩溃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万劫不复的大崩溃中倾家荡产。

正是在历史上创造出如此局面的一群人在北美洲哈德逊河口建立了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从一开始，这块殖民地就有别于那个时期在北美洲东海岸建立起来的其他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Puritan）、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教徒（Quakers）和马里兰的天主教徒（Catholics）都是为获得宗教自由而来到这个新大陆的。对这些殖民者来说，他们每到一地所能想到的，也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山丘上修筑金碧辉煌的教堂和城市，建立一个其虔诚和美德为别人所追随的首善之区。

可是当荷兰人在他们新的——可以说是全新的殖民地开始经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们如此全神贯注地追逐财富，以至于在17年内都没有建造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当最终修建了一座教堂时，他们将它命名为圣尼古拉（St. Nicholas）教堂，从此圣诞老人（Santa Claus）成为了纽约不太为人关注的守护神[22]。

纽约这种独特的文化渊源和气质，使得它一开始就与其他殖民领地的关系很紧张。即使随后纽约向北的扩张止于市政公园旁的圣保罗教堂，极其憎恶纽约的托马斯·杰斐逊[23]，也还是把纽约称做“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这种紧张关系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稀存在。对美国的其他地方而言，纽约经常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而对纽约人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并且，最要命的是，他们都装模作样，非常无聊。

刚开始，荷兰人非常成功。许多新的殖民地是由合资公司来建立的，这些合资公司是为了建立殖民地而专门成立的。很快，所有这些公司都破产了，而他们建立的殖民地被王室接管。但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却经营良好，它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

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暴利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主要归功于往往是无能的政府——纽约从它的荷兰祖先继承下来的一个不够幸运的遗产，但是殖民地的居民却比该公司的命运好得多。新阿姆斯特丹，这块由已经学会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处（live-and-let-live）的荷兰人建立起来的纯商业领地，很快具备了一个世界性都市的特质。当彼德·斯特文森市长——一个荷兰改革教堂（Dutch Reform Church）的虔诚会员试图将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驱逐出境的时候，西印度公司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于是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便留了下来。17世纪40年代，一个法国牧师来到这个人口不到1000的小镇时，发现街上的人说着18种以上的语言，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很快，除了毛皮，各种各样的物品，例如面粉、奴隶、木材和无数其他商品，都开始在曼哈顿进行交易。而这里的商人已经和欧洲的市场密不可分了。很快他们又开始在地中海、西印度甚至印度洋等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买低卖高的机会。

因此，当该城市被英国人接管时，纽约的市民们仍旧保持着他们那种一贯只对金钱有兴趣的传统，因此也就很快适应了英国的统治和法律。到了今天，除了一些荷兰语地名，比如说布鲁克林（Brooklyn）；一些荷兰语单词，如小甜饼（cookie）；以及一些荷兰语人名，如罗斯福（Roosevelt）等等以外，荷兰人在哈德逊河畔40年的历史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当然，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留下了他们的商业精神。

今天，在纽约这个超级大都市的深处，那个小小的、吵吵嚷嚷的、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影子还无处不在，正如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依稀看到他的孩提时代。而赚钱——不论是光明正大地还是不择手段地，依然是这个城市的至爱。

[16]即后来的纽约。——译者注

[17]指美国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缅因州等地，是英国移民早期活动的地方，故称“新英格兰地区”，在现在纽约市的北方。——译者注

[18]彼得· 斯特文森（Peter Stuyvesant，1592?~1672），荷兰殖民统治者，他是新阿姆斯特丹最后一位荷兰统治者（1646~1664 年），因为其残酷的统治而不受人们欢迎，于1664 年被迫将该殖民地拱手让给英国。—译者注

[19]哈德逊河（Hudson River），发源于美国纽约东北的安迪朗达克山脉中的一条河，向南流经约507 公里，至纽约市附近的纽约北湾入海。—译者注

[20]这个时期的纽约市区很小，所以彼得的庄园被称为“远离城市”，如今彼得庄园所在的地区早就成为纽约曼哈顿市区的组成部分。——译者注

[21]墙街（Wall Street），Wall 在英文中是墙的意思，音译为华尔，Street 是街的意思。—译者注

[22]在欧洲，St. Nicholas 和Santa Claus（圣诞老人）是一回事。此处的意思是，荷兰人一心想赚钱，并不太在意宗教信仰，以至于在修建教堂时，也只是用圣诞老人作为他们的神来敷衍了事。—译者注

[23]托马斯·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他曾起草《独立宣言》，并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和建筑师。—译者注

*　　*　　*

这种商业精神早在1666年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那是在英国人取得控制后的第二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Frederick Philipse）通过囤积贝壳串珠（北美印第安人用做货币和装饰品）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个金融操纵案。

菲利普斯1626年出生于荷兰，1647年随其父迁到新阿姆斯特丹，曾是木工学徒的他参与过建造斯特文森下令修建的城墙。但是菲利普斯从事木匠行业并不很久，相反，他选择了一条通向财富的捷径：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婚。用妻子的财力武装起来的他开始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人以及荷兰人交易各种各样的商品。很快他就表现出了对市场的超凡感觉。

那时印第安人生产的毛皮是当地殖民地经济中最赚钱的商品，但他们不愿意毛皮的购买者付给他们金币或银币。这些金币或银币，尽管被欧洲人视为至宝，但由于印第安人对它们一无所知，因此认为它们一钱不值。相反，印第安人要求欧洲人用“真正的钱”——贝壳串珠来支付。贝壳串珠通常是用复杂的方式将蚌壳中的小珠串起来，北美东部的河流与湖泊盛产这种蚌。

1650年，6颗白色珠子或者3颗黑色珠子值1个斯图弗（Stuiver，荷兰货币单位，相当于现代荷兰盾的1/20，也和荷兰5分镍币相当）。对荷兰商人来说，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开始了。到1659年，16颗白色珠子才值1个斯图弗。这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不仅毛皮的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而一路飙升，而且，因为贝壳串珠被当地的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用来进行日常交易，所以，日常交易也变得一片混乱。彼得·斯特文森试图用政府通常采用的方法——价格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也得到了这种方法通常得到的结果：价格控制被市场忽略不计。这时候菲利普斯开始买进贝壳串珠，并囤积起来。实际上，他把贝壳串珠装在桶里埋在地下，以减少贝壳串珠的流通量。几周之内，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场，成功地抬高了价格。到1666年，3颗白串珠就相当于1个斯图弗。

中央银行的概念直到17世纪末期才形成［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于1694年建立］。可是菲利普斯早在此前30多年就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实际上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他随后成为纽约最富有的市民，又和第二位有钱的寡妇结了婚，他从事贸易的范围远达东印度群岛和马达加斯加。

至于贝壳串珠，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前还被当成一种常用货币。后来，有一种可以廉价仿制贝壳串珠的机器被发明出来，将贝壳串珠的价值彻底摧毁。

这种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存的生活态度并没有让纽约变得易于管理，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它的市民以爱闹事著称，纽约市民曾经绞死过州长雅各布·雷斯勒（Jacob Leisler），这在北美殖民地是绝无仅有的事。1651年首次通过的《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确保北美殖民地完全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这个条例禁止在北美发展大部分制造业，并要求外来商品必须经由英国控制的港口运输（因此也必须缴纳英国关税）。但是这个法案的执行力度从一开始就强弱不一，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或者通过行贿，或者通过偷偷在纽约港无数的小港湾和出海口卸货来逃避关税。于是，这块殖民地日渐繁荣起来。

到斯特文森的城墙被拆除的时候，曼哈顿已经有4937人（根据北美洲的首次人口普查结果）。大部分人居住在该岛的南端，华尔街那时还俨然是曼哈顿的北城[24]。随着在宽街和华尔街交界处建立起三一教堂和在1700年建立起第二座市政大厅，曼哈顿岛的西端成为了一个高级住宅区。

那时，只有在华尔街的东端，靠近珍珠街的岸边，才是华尔街的商业区。首先在这里定期进行的大规模商业活动是奴隶贸易。纽约州是第一个有大量奴隶的北方殖民地（1698年，奴隶占到曼哈顿人口的14%），同时也是一个奴隶贸易中心，奴隶从这里被运往南方的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

殖民者发现小麦能在哈德逊河流域生长，于是谷物与毛皮、奴隶一样也成了纽约的经济支柱。大部分谷物被加工成面粉和饼干，出口到西印度群岛以换取糖浆和朗姆酒。面粉对纽约的经济如此重要，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市徽上就有一个面粉桶和一只海狸。纽约也出口鲸鱼油和烟草到英格兰，以换取在殖民地不能生产的商品。

纽约成为一个繁忙的港口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纽约港优越的自然条件无与伦比，它有长达数英里的海岸线，水位很深，很容易通过纳罗斯海峡[25]进入广阔的外海。此外，新泽西的两条河拉里坦河和哈肯赛克河、纽约的哈德逊河和长岛海峡像漏斗一样将无数船只汇向纽约。1699年，总督贝雷蒙特爵士（Lord Bellomont）将纽约称为“美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不过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张。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海的船只仍然很小，它们可以利用纽约地区其他很多小海港，如长岛上的牡蛎小港和南安普敦港，还有哈德逊河上的小镇，如彼克斯基，这些小镇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把它们当港口了。

此外，费城在1680年建立后没多久，就拥有了比纽约更多的人口，并且成为了富庶的宾夕法尼亚领地唯一的港口。同时，波士顿是人口稠密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港口，查尔斯顿[26]港口也靠出口大量的大米和靛蓝（一种染料）而繁荣。因此到殖民时代的后期，纽约人尽管在商业上野心勃勃，但纽约在殖民地所有的港口中只排名第四。1770年，费城进口商品4.7万吨，波士顿进口了3.8万吨，查尔斯顿进口了2.8万吨，而纽约那一年仅仅进口了2.5万吨商品。

尽管此时纽约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逐渐繁荣的活跃港口，但它还不是一个金融中心。在18世纪，北美殖民经济呈现飞跃式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极欲对它征税的原因，这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此时，北美的这块殖民地出口的生铁占世界的1/7，它拥有世界上第二大商业船队，仅次于英国。但是，从很多方面看，它还是一个粗糙的经济体。此时的殖民地还没有银行，因为英国政府禁止在殖民地设立银行。同样，这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供应，只有贝壳串珠在一些地区作为货币流通。

在殖民地很难见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很少有任何英国的铸币流通。相反，所谓的货币供应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包括其他国家的硬币、殖民政府发行的纸币，以及一些临时被用做货币的东西，例如烟草公司的收条——这在殖民地南部地区广泛使用。最常见的铸币是西班牙的里亚尔银币（Spanish real），经常被切成2块、4块、8块来找零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以一美元的1/8为最小单位来报价，而不是1/10。

纽约作为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的地位被独立战争彻底毁掉。在战争期间，纽约是唯一被敌军占领长达7年之久的城市（的确，在现代战争史上还没有什么别的城市被敌军占领这么长的时间）。那些爱国商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抛家舍业离开纽约。而那些留下来继续和英国人做生意的亲英商人，则在美国人1783年11月25日（该日随后成为纽约一个主要节日）重新收复纽约时被逐出了纽约。

纽约在物质上和商业实力上的损失同样惨重。在英军占领期间，两场大火席卷了纽约城。第一场发生在1776年9月21日，大火从宽街的东端烧起，毫无遮拦地燃烧到曼哈顿岛的西端，将大约1/3的繁华地区烧成一片废墟。无数的商业建筑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493幢房子和第一座三一教堂，其在此后的15年内都是一片黑色的废墟。第二场大火发生于1778年8月3日，烧毁了在克鲁格斯码头（东河边繁华的商业区）超过64幢大楼。

总的来看，在独立战争的动荡中，纽约的人口减少了一多半，国内生产总值（尽管那时还没有这样一种统计方法）也至少损失了一半。而一旦战争结束，英国人离开后，纽约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恢复。随着老居民重归家园，其宽松和专心经商的社会氛围也吸引了很多新居民。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纽约的人口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也离开他们的小镇，源源不断地迁徙到开放的纽约，而不是乏味而自满的波士顿。1790年，首次全美范围的人口普查表明，纽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费城。

这些新迁徙来的人们继承了纽约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传统，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18世纪纽约移民中最著名的人物已于更早一些的时候（1772年）来到了纽约，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对纽约后来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24]曼哈顿岛（纽约市最重要的商业和居民区）早期的商业区很小，集中在岛的南端。—译者注

[25]纳罗斯海峡（Narrows），纽约东南的一个海峡，介于布鲁克林和纽约市的斯塔腾岛之间，连接纽约湾的上端和下端。—译者注

[26]查尔斯顿（Charleston），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东南一城市。—译者注

*　　*　　*

在美国的开国元勋当中，汉密尔顿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一个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内维斯岛出生。而且，除了那时已经备受世人尊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27]外，他是另外一个出生于平民之家的显要人物。事实上，用约翰·亚当斯[28]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却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汉密尔顿是个“苏格兰小贩的私生子”。

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私生子，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小贩，而是一个无能的小商人。作为凯布斯克斯[29]领主的小儿子，汉密尔顿父亲的家族比亚当斯的家族要久远和显赫得多。但是汉密尔顿的父亲很快就遗弃了他的情妇和她的两个儿子，于是汉密尔顿的母亲只好在圣克罗伊（当时属于丹麦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开了一个小店养家糊口。

汉密尔顿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一个叫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 Cruger）的纽约商人工作，后者在圣克罗伊经营了一家商栈。汉密尔顿极高的天分和远大的理想给克鲁格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克鲁格因为健康原因返回纽约时，他让年仅13岁的汉密尔顿管理他的商栈。两年后，他资助汉密尔顿前往纽约，汉密尔顿在那里度过了一生。

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并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幕僚。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时，他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部长，处理新联邦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混乱的财政和金融状况。汉密尔顿很快做到了，并且是在令人吃惊的极短的时间内做到的。

当时大陆会议[30]能从法国和荷兰借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但它却不能在国内发行足够的国债来筹资以支援战争。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硬性贷款，签发借据强制征用各种物资，并发行“不兑现纸币”[31]，也就是所谓的大陆法币。这种“不兑现纸币”之所以成为钱仅仅是因为政府说它是钱而已，像所有的“不兑现纸币”一样，大陆法币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短短的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重新定值（只有原有面值的2.5%）。100多年以来，“一个大陆法币都不值”[32]成了美国词汇中的常用语。

即使在战争期间（那时纽约仍被英军占领），在纽约也存在对国债、借据以及大陆法币的投机活动。投机商在咖啡屋［这种地方曾产生过许多金融机构，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劳合社（Lloyd’s）］拍卖各种证券，但这些活动只是零星和非正式的，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当汉密尔顿按照新的《宪法》重铸国家的金融架构时，如何监管这些对证券进行的投机活动成为了当时美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最热爱城市和最具商业精神的美国开国元勋，他为新生的联邦政府制订了金融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很偶然地给了华尔街一个成为美国资本市场发祥地的机缘。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在此前的联邦体例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金融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但是一批政治家追随他们著名的领袖杰斐逊，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很快他们就被称做杰斐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赢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确定谁是这些债券最初的持有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这一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是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斐逊主义者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作出让步，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纽约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话，历史将如何演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纽约成为首都，那么美国，包括纽约，会和今天完全不同）。

一旦汉密尔顿的计划开始实施，它便对新生的美国经济产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响。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对他的敌意改变了美国的发展格局。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一直被杰斐逊主义者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从安德鲁·杰克逊[33]、威廉·詹宁斯·布赖恩[34]到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认为是汉密尔顿“错误政策”的标志。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在18世纪90年代，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处于金融混乱之中，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但是到了1794年，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塔列朗（Talleyrand，他很快成为了法兰西的外交部长，但此刻正在北美流亡）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这些新债券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市场发行，而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到18世纪90年代，尽管费城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纽约，但它依然是那时美国的金融中心。美国的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是在费城成立的；美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费城证券交易所（Philadelphia Stock Exchange）在1790年成立。在此后的10年内，费城仍然是美国的首都，而华盛顿那时尚在建设之中，因此，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35]）也于1791年在费城成立。

但是，汉密尔顿的计划实施之后，纽约的各种金融活动也大大活跃起来，而且，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的各种要素已经具备。纽约的商业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增长。整个国家和纽约地区的经济都蒸蒸日上，商人们对信贷、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长。汉密尔顿在1784年成立了纽约的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美国建立起了一个信誉良好的、统一的货币供应体系，币值不再像以前那样变化无常。那些熟悉金融和风险的市场投机者和经纪人们开始跃跃欲试，寻求赚钱的机会。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愿意也能够为一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流动性。此时的纽约，已经为那些继承了他们荷兰先人各种投机技巧的最大胆和最狡诈的纽约人，作好了大发横财的一切准备。

于是，一座城市、一条街道和它们注定的命运走到了一起。

第二章
“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1789年～1807年）

[译者题注]

资本市场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市场的人物形形色色，有普通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和此后数百年中的无数政府精英一样，汉密尔顿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译者导读

·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新生的美国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汉密尔顿大规模发行债券直接导致了纽约资本市场的活跃，而美国历史上第一只大盘蓝筹股的上市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资本市场的繁荣催生了第一批专业的证券经纪人，他们需要一个专用的交易场所；为了防止在门口偷听价格“搭便车”的场外交易发生，也为了防止经纪人们无休止地杀低交易佣金，他们签订了著名的《梧桐树协议》——这一向被认为是纽约交易所的源头，而本质上是一个卡特尔——价格同盟。

·1791年开始的北美第一次投机狂热中，出现了资本市场的另一类典型参与者、资本市场阴暗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内幕交易者。当时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是这场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也是此后300多年股市操纵者们的鼻祖。他公然利用公权力获取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最后只得在监狱度过余生。

·从这个时候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精英们就一直竭尽全力地试图寻找到一条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3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杜尔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流动性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使得这次金融危机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在这一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年到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

·这是一个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时代。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伯尔，此时正在瞒天过海地打着为纽约市民提供生活用水的幌子，骗取建立一家银行的特许证。

·伯尔是杰斐逊的忠实同党，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之一，同时也是汉密尔顿的决斗对手（汉密尔顿在1804年7月与伯尔的一场决斗中身亡）。他建立的这家银行后来叫做大通曼哈顿银行，曾是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而汉密尔顿创办的纽约银行至今也仍然屹立在华尔街上，其“华尔街1号”的地址格外引人注目。汉密尔顿被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与他钟爱的纽约银行隔街相望，见证着随后华尔街200年的风云变幻。

华尔街起初在全美闻名并不是因为金融，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位于华尔街和宽街交界处的纽约市政大厅的二层，依据新的《宪法》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被征用为临时的国会大厦后，纽约市政大厅被重新命名为联邦大厅。此前对其进行的重新装修，花费了纽约人3.2万美元。檐口和中楣上都增加了很多标志美国的装饰，如橄榄枝包围的13颗小星和13个箭头。这栋建筑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以便建造新的海关大楼，这座海关大楼至今还在，而当时联邦大厅的所有遗迹只剩下了华盛顿宣誓时面前的一段铁栏杆，它被保留在纽约历史博物馆里。

在这个蒸蒸日上的时期，联邦大厅并不是华尔街上唯一的建设项目。从这里向西一个街区，第二座三一教堂即将竣工，此时它的200英尺（约61米）高的尖塔还被包裹在脚手架中，不到一年之后，它就将开始接受教徒们的顶礼膜拜，总统也将出席它的揭幕典礼。华尔街西端的很多大楼也都在这个时候耸立起来。被提名为财政部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其官邸就在华尔街和威廉大街交界处。

也是由于汉密尔顿的原因，这些漂亮而古典的大楼的风光日子很快就结束了。随着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华尔街的商业区很快就挤占了华尔街的官邸大楼。1791年，纽约银行迁址到华尔街和威廉大街街口的麦克伊文斯大楼，正对着汉密尔顿的官邸。（汉密尔顿曾帮助创建了纽约银行，但是当他就任财政部部长时，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卖掉了他在纽约银行所有的股份。）

而华尔街的东段一直延伸到东河，这里一向是以商业而不是金融业为主。由于风向的原因，出海航行的船长们都愿意在曼哈顿东边靠港，这些船只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从仓储到杂货买卖）带动这里成为了纽约商业区的中心。这里很多的建筑都是两层高的小楼房，一楼是理发店、裁缝店和蜡烛店之类的小商店，而二楼则住着这些小商店的店主。还有一些房子出租给各种经纪人（broker）。

18世纪末期，经纪人这个概念的含义要比今天宽泛得多。这个词早在14世纪就从法语引入到英语中，它的法语原意是：把一桶酒分装成一杯一杯或一瓶一瓶后再卖出的人。在17世纪之前，这个词一直特指零售商和批发商，此后，它就完全被用来特指自己不直接参与生产的中介人。到这个时期，“经纪人”的含义逐渐演变为：将买方和卖方撮合在一起，并对促成的交易收取佣金的人。

今天，经纪人通常是高度专业化的人士，只从事一种产品或一些相关产品的经纪服务，例如保险和房地产经纪人。只是到了近代，“经纪人”这个词才开始特指专门从事证券买卖的专业人士。而在美国刚成立的时候，纽约的“经纪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经纪人们可以同时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撮合交易。在当时，一个经纪人在买卖证券的同时，还兼营私人彩票，并为海运货物提供保险，同时还卖唐提式养老保险[37]（一种寿险和赌博的混合物，很久以前就被宣布为非法），并且是一家私营银行的合伙人，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此时的美国除了造船业和生铁生产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超过工匠水平的制造业，所以大部分的“生意人”其实都是经纪人，但他们仅仅是当时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18世纪的美国，大部分人是以农业为生。而住在城里的人，大部分是小店主、佣人，以及律师和牧师等专职人员。

汉密尔顿的计划导致大量可交易的证券突然涌现，包括国债、新发行的州政府债券、刚刚设立的银行发行的股票（在1790年只有3家州立银行，到1800年已经有29家）和保险公司的股票。这些新的可交易证券大大增加了那些“一般经纪人”[38]的证券业务量，但此时离真正出现专门从事证券交易的经纪人还有一代人的时间。

尽管联邦债券和州政府债券还是这些新的证券经纪业务中的主流产品，但最热门的证券还是美国银行的股票，它的市值高达1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的规模和它作为联邦财政独家代理的垄断地位，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第一只“蓝筹股”（blue-chip stock，尽管这个词本身直到多灾多难的1929年才被发明出来）。联邦政府有义务购买该银行20%的股份［汉密尔顿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Hope and Company）在欧洲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购进了这些股票］，其余80%的股份向公众出售，但是不允许任何个人持有超过1000股。认购者需要用黄金支付股票价格的25%，剩下的部分可以用汉密尔顿偿债方案中所发行的年利率为6%的政府债券支付。

美国银行股票（很快被简称为“BUS”）的交易在1791年春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年7月，该股票正式认购时，在一小时之内就全部卖光，随后股价一路攀升。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股票公开发行（IPO）启动了它的第一轮牛市。

欧洲公司开始向美国输送大量的代理人和资金，漂洋过海来参与这个新生市场。卖空以及现在所谓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指在将来的时间以一个商定的价格买卖证券的权利）这两种交易技术在美国被首次应用（虽然在欧洲这两种技术早就为人所知了），这大大地增加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市场的活跃度。随着交易量的日益增加，报纸也开始关注这个新生市场了。当然，与此同时，随着市场价位进一步攀升，各种关于股市灾难的预言也开始出现了。1791年8月31日，《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甚至刊出了一首题为“投机”的打油诗：

什么魔力绕其间

能使花柱（may-pole）变塔尖

被投机的魔杖点燃

疯狂传遍了整个国家

或早或晚，真理告诫人们

事物有它们的标准

就像所有致命的旅途有死亡在等待

千百万人将为Scripts懊悔万分

Scripts是认购股票（subscription stock）的缩写，它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证券[39]。当时，股票和债券这两个术语也已经开始使用了，但常常可以互相替代。直到19世纪晚期，股票的含义才被特指为代表所有权的证券，而债券被特指为代表债权的证券。关于这一演变过程，那个时代的经纪人和他们的客户应该都很清楚，但是那个时代的一些作家和后来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却经常搞不清楚。

当一些经纪人的金融业务开始增多时，他们需要一个场地进行交易。很多当地的咖啡屋，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或更早些时期的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咖啡屋一样，为这些经纪人提供了交易的场所，当这些经纪人通过交易股票来谋利时，这些咖啡屋靠卖食物和饮料赚钱。但是，经纪人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经纪业务来占据他们所有的精力，他们花很多的时间传播流言飞语，或用扑克和骰子赌博。在这个时期，两个无聊的纽约经纪人会打赌法国的某个政治家是否会在某一特定的日期之前被送上断头台[40]。

一些更为成功的经纪商，如麦克伊文斯和巴克莱（McEvens & Barclay）、伦纳德·布里克（Leonard Bleecker）以及约翰·平塔德（John Pintard），为了适应新的业务要求，开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举行定期的证券拍卖。随后，1792年初，约翰·萨顿（John Sutton）和他的合伙人本杰明·杰（Benjamin Jay）以及其他一些人决定在华尔街22号建立一个拍卖中心，并称之为证券交易所。意欲售出股票者将想卖的股票存放在交易所，拍卖人根据交易量收取佣金。经纪人或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客户，参加拍卖，购买股票。

可是这个体系很快就崩溃了。许多外围的经纪人参加拍卖会只是为了获知最新的股票价格，他们随后在外面售出同样的股票，但收取更低的佣金。这迫使场内经纪人也经常不得不在场外进行交易，来保证自己不吃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场内经纪人的巨头们于1792年3月21日在克利斯酒店聚会，试图签订一个协议来制止场外交易。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拍卖中心，该中心于4月21日开业，并进一步达成协议：“我们，在此签字者——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费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会员以彼此的优先权。”

21个经纪商和3家经纪公司签订了这个协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The Buttonwood Agreement），大家推想这个协议是在华尔街68号外的一棵梧桐树（这种梧桐树通常也被称做美国梧桐树）下签订的，天气好的时候经纪人们经常会在这里碰头交易。无论协议是否真的在这棵树下签订，这棵在1792年时便已有了几百年历史的巨大梧桐树，从此成为世人公认的华尔街标志，直到1865年6月14日它在一次暴风雨中被刮倒。

新交易所的首次会议是在商人咖啡屋举行的。当年冬天，会员们决定建立一个自己的聚会场所，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因为那时的股票和债券的交易量还没有大到需要建立交易所的程度。他们在华尔街和沃特街交界处开了一家唐提咖啡屋，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是以唐提式基金进行筹资而开设的。当时共发行了203股，每股200美元，公司财产由公司持有，直到初始持有人只剩下7人，然后公司财产将会被变卖，由剩下的7个股东平均分配。虽然咖啡屋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只有会员才能参加这里的证券拍卖。实力稍弱一些的经纪人只能继续在街上和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交易股票。

《梧桐树协议》。这被公认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最初起源，但本质上却是一个经纪人的卡特尔，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本质直到180多年后才得以改变。

而纽约证券交易所[41]还要再等25年才会正式成立，《梧桐树协议》一向被认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事实上这是一个操纵市场价格的卡特尔[42]——它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只吸纳纽约最有钱的经纪人，以保证内部人受益，而外部人被排斥在外。这个卡特尔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着这种封闭的运作方式，长达175年之久，其初衷是为了保护当时会员们的利益，但是，一直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交易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变。

[37]唐提式养老保险（Tontines），即联合养老金制，是一种集资办法，所有的参加者共同使用一笔基金，每当一个参股者死后，剩下的人得到一份增加的份额，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或过了一定时间依然活着的人获得剩下的所有金额。—译者注

[38]一般经纪人（generalist broker），指从事多种经纪业务的经纪人。—译者注

[39]证券，通常指股票和债券。—译者注

[40]当时的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译者注

[41]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因在该交易所交易的品种包括股票、债券和其他多种证券，通常它也被译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简称纽约交易所。—译者注

[42]卡特尔（cartel），为协调生产、价格和商品市场而组成的独立的商业组织联合体或同业联盟。—译者注

*　　*　　*

华尔街早期的牛市加快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纽约交易所的创立者之一威廉·杜尔（William Duer），是牛市的一个大玩家，他在牛市的操作方式成为此后所有牛市操作者追随的“榜样”，直至今日。

杜尔1747年出生在英国，杜尔的父亲是西印度群岛[43]的一个成功的种植园主。杜尔受教于伊顿公学，曾随克莱夫[44]的军队在印度服役。他曾在西印度群岛经营过他父亲的房地产，然后定居在纽约，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笔利润丰厚的业务——为英国皇家海军供应船桅和船樯。他在纽约的萨拉托加附近买了一片开阔的林木茂盛的土地来进行生产，并盖了一座大庄园。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他站在了反抗英国的一边，并入选了大陆会议。卸任后，他靠给大陆军供应物资发了横财，并娶了凯瑟琳·亚历山大，也就是美国人所熟知的凯蒂小姐（Lady Kitty），她是非常富有的美国将军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女儿。

独立战争后，杜尔和他的妻子住在纽约的豪宅里过着王室般的生活，有穿着制服的仆人服侍他们，每一顿饭要饮用多达15种以上的酒。他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主要得益于18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涉及土地和独立战争债券的金融事件。1785年，他被任命为依照《联邦条例》（Articles of Federation）设立的国家财政委员会（Treasury Board）的秘书，这个职位简直就像是为获得内幕信息而专设的。1789年，汉密尔顿（他的妻子是杜尔妻子的表亲）任命杜尔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汉密尔顿本人很正直，从来没有想要通过他在政府的职位来谋取私利，也从来没有向他的朋友提供过内部信息。当他的朋友——弗吉尼亚的亨利·李（Henry Lee）向他打听有关财政偿债计划的消息时，他拒绝告诉亨利任何消息。相比之下，杜尔就没有那么洁身自好了，例如，威廉·宾厄姆（William Bingham），一个费城的有钱人，也是杜尔的密友，满怀信心地在阿姆斯特丹举债6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投机于联邦债券。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得到过杜尔的帮助，但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内部信息帮助他提高胜算，他怎敢冒如此大的风险。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参与任何联邦证券的投机活动，但杜尔宁可辞职也不愿遵守这条法律。他对在财政部建立各种关系的兴趣远比对自己本职工作的兴趣要大，而且，事实上，他在财政部“有各种关系”也早已名声在外。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投机活动中去，直到汉密尔顿觉得有必要提醒他这位从前的部下。他在1790年初秋给杜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担心，唯恐你会走得更远，那样会对你自己造成伤害，也会损害公共利益，连你我之间的友谊和我对公众利益的义务都将受到威胁。”杜尔有没有回复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没有书面材料留下来，但是面对汉密尔顿的提醒，杜尔的行为显然没有丝毫改变。

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其他人，杜尔继续参与投机。为他提供投机本钱的债主中有亨利·诺克斯[45]，当时美国战争部的部长。杜尔和其他人的主要投机工具是美国银行的股票，该股票的发行价是每股100美元。在1791年9月下跌之前，它的价格曾高达每股185美元，但却从未跌破过130美元，并且很快就又回升到170美元左右。

1791年年底，杜尔开始与亚历山大·麦科姆（Alexander Macomb）合伙经营，麦科姆是纽约最富有和最出名的公民之一。他们计划合作一年，对股票，特别是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股票放在麦科姆的账户上并以他的名义交易，但杜尔是真正的幕后指使人。实际上，这一协议将麦科姆的财富和杜尔的投机天赋，以及他与财政部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了。在年终他们将平分利润。

当市场传说美国银行正在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纽约银行变成美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时，杜尔开始买进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传言被证实的话，股价肯定会上涨，那么杜尔和麦科姆将获得可观的利润。但事实上，杜尔似乎有着更深的计谋。他用麦科姆的账户在市场上做多纽约银行股票的同时，又用他自己的账户在做空这只股票。在他的建议下，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利文斯顿家族也开始做空纽约银行。这样，杜尔公开在赌纽约银行将被收购，但私下里他也在赌这不会发生。即使收购没有发生，杜尔和麦科姆合营的股票账户损失惨重，杜尔自己的账户上也会大发其财。因为他与麦科姆的合营协议中约定使用麦科姆的钱，而没有他自己的，他这样两面同时“下注”的做法顶多只会牺牲掉他自己的信誉，对杜尔来说，他是非常乐意作这种“牺牲”的。

当投机狂热逐渐升温时，又有几家银行宣布合并。纽约州百万银行（The Million Bank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如其名字所喻，真的拥有100万美元的资本，它的公司章程允许它与纽约银行合并。不言而喻，这一合并将发生在广泛传言的纽约银行和美国银行的兼并之前。于是投资者蜂拥抢购，在百万银行的股票发行时，该股票的认购权证很快就卖到了92美元。当坦慕尼[46]银行宣布发行4000股股票以筹资20万美元的时候，银行收到的认购单超过了21740份。

在这股狂热的高潮中，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杜尔身上，似乎他不会错。他的股票操作本来应该是很秘密的，但却很快为公众所知，并被其他的投机者模仿。同时，杜尔四处借钱购买股票也为股价的上涨火上浇油。他向银行借款，也向私人借款，包括在1792年3月初向沃尔特·利文斯顿（Walter Livingston）借了20.3万美元。此外他还跟很多著名人物签订了投机协议，这些人包括约翰·罗斯福（John Roosevelt）和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他开始买进银行股，为未来交割做准备，相信股价的上涨会使他有能力还钱。

汉密尔顿十分震惊，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这种时候，应该有一个区分好人和恶棍的界线，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和纯粹的毫无原则的赌徒。”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和政府的精英们竭尽全力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条界线，而他们殚精竭虑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让人喜忧参半的结果。

将股票卖给杜尔的人中，有好几个是利文斯顿家族的会员，因此他们希望看到股价下跌而不是继续上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从银行中提取黄金和白银，以减少当地的货币供应，并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句话说，他们启动了一轮信用收缩。于是利率飙升到日息1%。

这对杜尔和那些借款做多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审计员发现杜尔所负责的财政部的账户上少了23.8万美元时，终于东窗事发了。汉密尔顿此前曾给过杜尔时间让他收拾好他的烂摊子，现在别无选择，他下令财政部对杜尔提起诉讼来追回这笔款项。

绝望中，杜尔试图借钱来填补这个窟窿，但是仅仅在几周前还恨不得蜂拥把钱扔给他的人们，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愿意借给他。像所有其他华尔街的绝望者一样，杜尔孤注一掷。在3月22日他写给沃尔特·利文斯顿（他曾经借给杜尔巨额的款项）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安全，敌人无法伤害我，我的心中充满神圣，我在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事实上，不用说，他此刻绝对不是安全的，一天后，他就因欠债不还而入狱，并在那里了结余生。杜尔入狱后，市场恐慌随之而来，股价一路狂跌。第二天，在当时纽约这个小小的金融社区里，就有25起破产案发生。沃尔特·利文斯顿，这个曾经在纽约的上流社区挨家挨户向大家保证过他还有钱的人，现在也宣布自己已经破产。而亚历山大·麦科姆早在4月初就已经破产，并锒铛入狱。

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最终，我们的股票泡沫破碎了，杜尔的破产传染给了纽约的其他人，就这样，他们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个倒下了。”杰斐逊一向痛恨投机者，此时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算了一下，投机者损失总值达到了500万美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的房地产总值。他的结论是，股市恐慌所带来的损失跟自然灾害摧毁纽约所带来的损失是一样的。

事实上，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糟。虽然很多投资者的确在股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他们明白自己在玩什么游戏，也只会怪罪自己。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很年轻，吃一堑，长一智，还会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同时，汉密尔顿迅速采取行动，保证恐慌不会摧毁基本完好的交易体制，以免无辜的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受到伤害。他下令财政部购买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支持市场并且要求银行不要收回贷款。此外，为了缓解货币供给的短缺，他允许商人可以用期限为45天的短期票据来支付海关进口关税，而此前这些关税只能用黄金或合众国票据支付。汉密尔顿高度赞扬财政部和这些银行，他说：“只要这些金融机构保持完整，任何真正的公共性灾难都不会发生。”

汉密尔顿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在金融恐慌中应该做的。他这样一个严密的应急计划有效地阻止了恐慌，使之没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确保了股市危机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尽管有个别的投机者无法避免地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不幸的是，汉密尔顿所采取的正确行动及其所包含的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主义者看到，他们无法分辨投资者、投机者和赌徒，他们只看到汉密尔顿是在保释一群赌徒。当他们随后执掌政权时，他们摧毁了汉密尔顿构建的体系，使得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陷入金融灾难之中。直到1987年，也就是195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再一次义不容辞地介入一场重大的投机恐慌，成功地阻止了一场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国性的灾难。

杰斐逊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是：华尔街将在一个权力真空中发展，它仅有的领导机构和调节机制只会来自于它的内部。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将不得不自己建立规则，自己设计运作程序。这使得华尔街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比世界上其他的市场要自由得多。但是一个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压力面前它很容易崩溃。

[43]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位于北美洲东南部与南美洲北部的群岛。—译者注

[44]罗伯特· 克莱夫（Robert Clive, 1725~1774），英国将军、政治家，在保卫大不列颠在印度利益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译者注

[45]亨利· 诺克斯（Henry Knox,1750~1806），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将军，他曾把在纽约提康德罗加要塞缴获的55门大炮运到了波士顿，乔治·华盛顿用这些大炮迫使英国军队撤出该城（1776年）。—译者注

[46]坦慕尼（Tammany），后来演变为美国民主党的一个政治集团，也称坦慕尼协会或坦慕尼集团，在19 世纪末，曾经一度控制了纽约的政治。—译者注

*　　*　　*

事实上，所有的银行，包括纽约州的百万银行，到此时还没有开张，尽管它们早已在投机狂热最高涨的时候就宣布成立。即使没有发生股灾，它们中能有几家会真正开张也是一个未知数。而要公开发行股票，一个公司需要得到许可证。在18世纪末期，这只能由州立法机构批准。

公司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项发明，它对资本主义体系乃至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司出现前，一个人如果要投资，不管是个人投资还是合伙投资，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置于风险之下。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一个公司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法人。公司可以被起诉，可以拥有它自己的财产，可以破产，甚至可以被指控刑事犯罪（尽管在现实中很难将一个公司关进监狱）。当然，公司也可以被征税。但是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公司本身，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必对他们持股的公司的行为负责。同样，股东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会超过他们在公司里所有的投资。

在这里，公司的“有限责任”的概念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使得公司成为社会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投资者因此敢于将他们的资源放在一起来谋取利益，而不必冒个人破产的风险。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成立一个合伙企业，但只有政府才能批设一个法人。在英国，这是王室的特权。但是在整个殖民时代，英国王室在美洲殖民地只批准设立了7家公司。独立战争之后，王室批设公司的权力移交给了它的继任者——各个州政府。就像所有的立法程序一样，相比于其他（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公司批设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的商业和政治是怎样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当时，大部分的公职人员都在公职之外兼职，而且，没有人觉得利用公职为私人谋求福利有什么道德问题。有一些人，如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洁白无瑕的，但大多数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并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如果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47]向他的客户寄去了一张500美元的账单——因为参议院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同一人）在一条立法中加入了有利于他这位客户的修正条款，没有任何人，包括韦伯斯特和那个客户，会认为这在法律上或是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

与此同时，那个时代纽约的政治几乎和今天的一样复杂。约翰·亚当斯写道：“我已经认识这些纽约的政客们60年了，但对我来说，他们仍像魔鬼一般难以理解。”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亚伦·伯尔——一个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互相纠缠的纽约人——想开一家银行时，他不得不以开一家自来水公司的名义来迂回获得许可。

在杜尔破产案尘埃落定后，纽约城只剩下两家银行在继续营业——纽约银行（它并没有被美国银行收购，相反，它一直保持独立至今）以及美国银行在当地的分行。这两家银行都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汉密尔顿厌恶投机取巧的高手伯尔，但最终却死在了他的手里。虽然汉密尔顿在两家银行不再持有股份，但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这两家银行的运作，甚至在他1795年离开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以后也是如此。作为纽约联邦主义党的领袖，他使得当地杰斐逊主义派的商人们很难得到贷款和其他的银行服务。

亚伦·伯尔，纽约州的民主共和党人（这是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称号），决定打破这种垄断。如果能够建立一家他能控制的银行，或至少深受他影响的银行，将大大加强他和他的政治同盟者的地位。这样一家银行还可以通过提供金融援助来诱使那些动摇的联邦主义者加入民主共和党人的阵营（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向花天酒地的伯尔此时也正在考虑借此将自己从混乱的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从联邦主义者控制的州政府拿到这样一个银行的“准生证”。

伯尔当然知道，哪怕有一点点他要开办一家银行的风声，都会立刻引起在奥尔巴尼[48]的立法者们的深深怀疑。所以，伯尔，美国历史上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得到好下场），炮制了一个方案，名义上是为纽约城居民提供急需的饮用水而开办一家自来水公司，但实际上他将允许这家公司开办银行的条款巧妙地隐藏在了公司章程的小字里。

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只有纽约和香港四面被海水包围。在最早的时候，纽约的居民从井里打水，这些井有些是私人挖的，有些是政府挖的。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这些井被废弃物和日益增多的城市废水所污染。富人能够买得起水贩们从城外运进来的饮用水，但是其他人只好听天由命了。伤寒和霍乱等流行病越来越肆虐，尽管这些疾病和脏水的关系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才被人们搞清楚。

纽约的市政官员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水的问题，纽约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1796年，约瑟夫·布朗（Joseph Browne）医生建议市政公共理事会向州立法机构申请建立一家私立的自来水公司。布朗恰好是伯尔的妹夫，而且他的提议很可能是在暗中帮助伯尔。理事会采纳了布朗医生的建议，但是在理事会向立法机构提出的申请中，理事会建议将建立并经营饮用水供给体系的工程交给纽约市政府，而不是一家私立公司，这当然不是伯尔所希望看到的。

但是，伯尔巧舌如簧，他很快说服两个党派的5个主要领导人和他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向纽约市政府说明由私立公司而非政府来承揽这个项目的诸多好处。在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里赫然可见汉密尔顿本人的名字，他甚至亲自为该委员会撰写正式的备忘录来说明私立公司的优势。

汉密尔顿当然清楚地知道纽约城急需干净的水，但他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伯尔背后真正的阴谋。汉密尔顿一如既往，自始至终没有谋求过一点私利，但是，这个过程中，很多联邦主义者却钻了进来，而且，另一位妹夫——这回是汉密尔顿的妹夫，将会成为这家新公司的一名董事。

在确保这样一家公司会得到纽约市政府的批准之后，伯尔立刻赶到奥尔巴尼参加讨论该公司章程的州议会会议。“为了向纽约城供应干净、卫生的水，”伯尔耐心地等到在休会前的最后一刻把他的议案提交上去，并在公司章程里悄悄地塞进了这样一个条款，“如果要使得这一目的得到有效的实现，该公司的以下做法将被认定为合法，即该公司可以动用任何盈余资金购买公共股票或其他股票，或从事任何其他资金交易或业务经营……只要是为了该公司本身的利益。”将它从晦涩的法律术语中翻译过来，这就意味着，这个新公司在建立一个供水体系的同时，实际上可以从事任何它想经营的业务，当然，也包括开办一家银行。

立法委员们此时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休会，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条款。只有一位法案修订委员会（按照最初的州宪法，这个委员会具有否决权）的委员表示反对。其他人可能是有很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例如，纽约的首席大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49]就是一位，他持有可以在这家新公司购买2000股股票的权证。甚至本人是联邦主义者的州长约翰·杰（John Jay）也对此毫无疑义，他于1799年4月7日在该议案上签字，使其正式生效。

仅仅在5个月以后——远在供水系统建立之前，甚至连一根水管还没有铺设，这家公司就开设了一家银行。汉密尔顿很快对自己在这样一家公司的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不迭，他把它形容为“法理上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怪兽，但同时是一个获得利益和影响力的方便工具”。

而伯尔发现它的确很方便。3年后，当他辞去公司董事，就任美国副总统之职时，他向这家银行借的钱总共超过了64903.63美元，以那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最终，该公司经过百般折腾，确实建成了一个供水系统，通过大约25英里（约40公里，1英里约为1.6公里）的木制管道为城里近千户居民供水。这些里里外外被涂上厚厚焦油的管道，在今天纽约城里的施工过程中还常常被挖掘出来。但是这个系统提供的水从来就没有真正“纯净和卫生”过。当然，这个公司也从来没有把心思真正放在水务上，一旦有机会，它就马上抛弃了这项业务。在18世纪40年代，纽约上州[50]克罗顿河的淡水通过纽约市建立的水渠流到了纽约，纽约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可靠的供水系统。

而这家银行，从此一直是纽约金融界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它现在仍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如今它已更名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全美最大的银行。

批设公司的权力此时依然为州立法机构所控制，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各种不利的影响。开办公司的申请数目在18世纪末期迅速增加，在18世纪90年代的最后4年中，美国共成立了335家公司，主要从事国内的民用工程建设，如修建运河和高速公路。进入到19世纪，批设公司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在1800年至1860年之间，仅费城就有2000多家新公司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州不得不通过了《普通公司法》（General Incorporation Laws），该法案明确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形和规则下，一些公司不需要特别的法令批准就可以成立。纽约州在1811年首先开始施行该法案，其他州则纷纷仿效。但是立法机构总是很不情愿放弃权力，在此后的岁月里，公司法总是滞后于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大潮。

最初，各州只允许那些特许批设的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成立，而根据《普通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其股东还必须像合伙制中的合伙人那样承担个人责任。直到19世纪中叶，“有限责任制”这一对现代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才被推广到所有的公司。在19世纪下半叶，尽管美国经济已经在全美范围内日益一体化，许多工业公司的运营依然经常受到狭隘的地方性公司法的制约，例如，许多州的公司法禁止一个公司在其他州拥有财产。

[47]丹尼尔· 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众议员（1813~1817），后任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1823~1827）和参议员（1827~1841 和1845~1850）。他曾两度出任国务卿（1841~1843 和1850~1852）。—译者注

[48]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政府和立法机构所在地，在纽约州的北部。—译者注

[49]罗伯特·R· 利文斯顿（Robert R.Livingston,1746~1813），美国独立革命领导人及外交家，曾任职于大陆会议（1775~1781年）并任驻法外交使节（1801~1804年）。他帮助起草了《独立宣言》，主持了乔治·华盛顿的总统就职宣誓，并与詹姆斯·麦迪逊共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1803 年）。—译者注

[50]纽约上州（Upstate New York），通常指纽约州北部，也泛指纽约州中纽约市以北的地区。—译者注

*　　*　　*

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在纽约、波士顿、费城以及巴尔的摩[51]等地，资本市场也开始发展起来。经济历史学家们用追溯的方法只能计算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当然年代越早，误差也就越大，但美国的税收也可以作为估算此前国民经济增长的粗略手段。1792年是有据可查的第一年，当时的联邦税收收入是367万美元；到1808年，收入是1706.1万美元；到1817年，是3309.9万美元，在短短25年的时间内增长了9倍。

由于拥有大银行，费城依然是国家的金融中心，但美国银行在1811年被关闭了。因为当时杰斐逊主义者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尽管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坚持要求续签该银行的许可证，国会依然拒绝批准。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费城的大船主，也是美国最富有的人，接管了该银行的资产，并开办了他自己的银行。

继国会拒绝续签美国银行这一政府的主要财政代理机构和融资机构的许可证之后，美国又向当时唯一有能力与之进行军事抗衡的大英帝国宣战，这一愚蠢行为引发了财政灾难，使得财政部部长不得不向斯蒂芬·吉拉德低声下气地借钱，乞求他认购国债以维持战争。1816年，学乖了的国会终于批准建立了第二美国银行，它拥有注册资本3500万美元，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也是唯一能够跨州经营的银行。当然，它的总部也设在了费城。

为1812年战争[52]而发行的巨额联邦债券推动了经纪业务在美国的发展，美国的国债由1811年的450万美元增加到1815年的1270万美元。大部分业务仍然集中在费城，因为这里有很多大银行和结构完善的证券交易所。纽约的主要经纪人当时仍然按照粗糙的《梧桐树协议》运营，他们越来越觉得需要建立一个更正式的组织框架。1817年，他们派出一个叫威廉·拉姆（William Lamb）的经纪人到费城去考察费城证券交易所是如何运作的。当他回来后，纽约主要的经纪人于2月25号在塞缪尔·毕比（Samuel Beebe）的办公室聚会，起草了一个跟费城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几乎一模一样的章程。分属7家公司的28名经纪人成为经纪人董事会的首任会员，很快他们将原先的经纪人委员会（Board of Brokers）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

章程要求由交易所总裁和助理来主持每天的拍卖；至少具有一年经纪业务经验的经纪人才有资格成为新的会员，并且要由现有的经纪人投票来决定是否批准其加入；三张反对票就可以将一位候选人拒之门外；除特殊情形以外，委员会要求次日交割证券以防止过度投机；它也禁止“对敲”（matched sales），也就是两个或更多的经纪人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交易，以给人造成价格波动的假象。这项条款最终被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对敲”将成为华尔街一个普遍的现象，长达100多年。

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租下了华尔街40号大楼的第二层，包括供暖系统，年租金为200美元，这样纽约终于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证券交易所。

纽约在179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以后发展迅猛。当时纽约拥有123700人口，而费城为112000人。1817年的另一个事件使得纽约不仅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成为美国唯一的大都市：这就是伊利运河（Erie Canal）的修建，迄今为止它仍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工程。

第三章
“舔食全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1807年～1837年）

[译者题注]

19世纪早期，伊利运河修建成功。这条连接美国东西部的物运和交通枢纽使得纽约一举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而美国的其他地区则备感威胁，对纽约敌意顿生，它们把纽约称为“舔食全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译者导读

·在19世纪初期美国西部开发的大潮中，交通运输是最大的瓶颈。而问题的解决得益于伊利运河的修建。1825年，伊利运河历时8年修建成功，于是，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1/20，时间为原先的1/3。这不仅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也使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修建运河所显现出的巨大经济效益，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并启动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轮大牛市。

·在这轮牛市中，出现了现代华尔街投机者的原型。他的名字叫利特尔，与杜尔不同的是，他是个独立的经纪人，没有任何政府关系，因此也无从获取内幕信息。他主要借助市场的短期波动来投机获利，并靠成功囤积莫里斯运河的股票而一举扬名华尔街。像利特尔这样的人物一旦在华尔街登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有过一夜暴富的辉煌，也会经历倾家荡产的劫难，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他们沉溺其中，和这个市场如影随形，成为华尔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投机是股票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

·华尔街第一次大牛市的来临还源于当时杰克逊总统的金融政策。一向厌恶欠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偿还所有国债，这一政策使得市场上的证券数量锐减，价格飙升——伴随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投机狂热，与之相伴的还有当时美国西部开发中愈演愈烈的土地投机。憎恶投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彻底根绝投机活动，他强制推行《铸币流通令》，关闭第一美国银行，这些政策成功地抑止了投机，同时也终结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轮大牛市，将美国经济带入了萧条之中，并使得华尔街从第一轮大牛市直接进入了第一次大熊市。华尔街从此开始“狂热-恐慌-修正-狂热……”的成长之路，循环往复，走向成熟。

·这次牛市终结和经济萧条沉重打击了纽约和华尔街，然而负债累累的费城——这座纽约成为美国金融中心征程上的最有力的竞争者，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从此失去了与纽约争雄的机会。

无论怎么形容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长途货运的困难以及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都不为过。当时的道路很少，而且已有道路的路况也很糟糕，陆路运输货物的唯一工具就是马或牛拉的大车。这种情况下，在美洲这块殖民地上，大多数长途货物运输是通过河流完成的。但不幸的是，在东部海岸的河流上只有很短的距离适合大船航行。

美国独立后，这个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新生的合众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53]的东面，而它大部分国土却在山脉以西。随着英国人限制西部居住的法令被废除，以及大量土地被赠予独立战争中的老兵，独立战争刚一结束，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的人群就开始日益增加。

高昂的运输成本使西部的产品跨越山脉到达东部市场变得极不经济。事实上，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要么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将产品运到东部市场。第一条途径是经过五大湖区、圣劳伦斯河[54]以及蒙特利尔[55]到达东部，但这条路在途中需要于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进行水陆联运。同时，这条途径在冬天是不通的，而且它必须经过英国控制的殖民地。另一条途径经由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抵达东部，这条途径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殖民地。18世纪90年代，西部产品的运输成为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华盛顿本人评价说，西部居民的忠诚“悬于一线”，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多地依赖于新奥尔良和蒙特利尔，而不是东海岸[56]。

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解除了外国势力通过封锁密西西比河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威胁，但这并没有缓解交通运输的困难。最终一个叫做德·威特·克林顿的纽约人解决了这个难题，克林顿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帮助巩固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它对西部领土的控制，而且使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

克林顿176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的叔叔乔治曾是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副总统。克林顿身材魁梧，长相威严，天赋极高，年仅17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的开幕式上他用拉丁语进行了毕业演讲。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州参议院，在1802年被任命为美国参议员。但是，第二年他就从参议院辞职，担任了纽约市市长。当时纽约市市长的任期是一年，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连任。在纽约市市长任内，除了主持日常的市政管理，他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关注国家大事，包括交通运输问题。

克林顿敏锐地看到纽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地理特点中包含的巨大机遇。第一个特点是它紧邻哈德逊河。从理论上来讲，哈德逊河根本算不上是一条河流，它实际上是入海口。在纽约州北边的奥尔巴尼甚至还可以看到巨大的潮汐，哈德逊河使得航海的船只可以直接驶进纽约州的内陆。第二个特性是它毗邻阿巴拉契亚山脉，这座山脉起于缅因州止于亚拉巴马州，在奥尔巴尼附近有一个缺口，莫霍克河（Mohawk River）在此从西面流入哈德逊河。在奥尔巴尼和伊利湖之间，陆地的海拔低于600英尺（约183米），因此，修建一条运河，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内陆长途货物运输是切实可行的。

克林顿决定建造这样一条运河——也就是后来的伊利运河。在当时，这个设想是极其大胆的，从规模上来讲，它是南北战争以前美国最大的工程。在1811年，当克林顿提出修建这样一条运河的方案时，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纽约州不得不独自修建它。

从一开始政治阻力就十分巨大。很自然地，在运河规划区内的居民都支持这项工程，对这些地区来说，修建工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不管这条运河从长远来看是否能够赢利。但是纽约州大部分的居民都居住在纽约州的南部和纽约城，他们中许多人都短视地认为这个项目仅仅是纽约州北部一个无关紧要的装饰品，实际上毫无用处，于是他们激烈抵制，顽强抗争。但是，克林顿是个手腕老练的政治家，他最终设法促使州立法机构通过了提案。1817年，他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同一年，伊利运河工程动工了。

1817年7月4日，克林顿为伊利运河进行了破土奠基仪式。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条运河即使能够建成，也将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但克林顿宣称——就像150年之后肯尼迪总统宣称将把人类送上月球一样，“我们将在10年内看到，伊利湖的水流进哈德逊河”。同样也如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在真正实现之前，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伊利运河全长584公里，从伊利湖到哈德逊河要经过83道水闸，落差为170米。河道有12米宽，1.2米深，全部用人工挖掘而成。当时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还不到2200万美元，而州立法机构为修建这条运河授权的借款就高达700万美元。

为了使这条运河尽快建成通航，克林顿将工作的重点首先集中在“长的水平地段”，这一段位于锡拉丘兹（Syracuse）和赫基默（Herkimer）之间，长111公里，不需要修建任何水闸。这一段运河在一年内就建好了，使得该项工程在政治上赢得了支持。到1821年，354公里长的运河河段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最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开始——必须挖两条水渠连接杰尼西河（Genesee River）和莫霍克河，它们分别长244米和362米，而且其间还需要修建多个水闸。

由于受到不能直接受益的选区的反对，克林顿几乎失去了州长的职位。但是，1825年，在比克林顿自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两年时，运河终于修建成功。10月26日，克林顿州长乘坐一艘由4匹灰马拉动的装饰豪华的大驳船从布法罗[57]出发了。随船装载了两桶伊利湖的湖水。在从运河到哈德逊河沿岸800公里的地区内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以庆祝这条运河的诞生。就像一位演讲家所说的：“这是一条最长的运河，开凿者以最少的经验、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公共利益。”

11月7日，克林顿带领一支由小船、驳船和大船组成的满载社会名流的船队，前往桑迪胡克[58]举行一场通航典礼。克林顿亲自将伊利湖的水倾注到汇集了来自莱茵河、刚果河、尼罗河以及世界上其他12条大河之水的大西洋，这个典型的纽约式仪式预示了纽约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辉煌前景，正如另一位演讲家所说的：“密西西比河谷的财宝……将通过已经建成或正在建成的渠道，源源不断地倾倒到（纽约）这个商业中心。”

伊利运河刚刚正式开通，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仅1825年就有大约13110艘船只穿行于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缴纳的税收达到了50万美元，足以支付纽约州为修建运河所借的债务了。这一年，有4万人经过尤蒂卡[59]小镇，而且旅客流量持续增加。一个早期的目击者写道：“站在运河无数的大桥上任何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令人无法忘怀的景象，在运河上下两个方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船队。到了夜晚，船头闪烁的灯光，就像是一大群萤火虫在飞舞。”

坐船的许多乘客是想要离开新英格兰那些非常贫困的小山区的居民，他们准备到俄亥俄州或更西的地方寻找更好的落脚地，而在运河里航行的绝大多数货船则或是启航于，或是经过，或是驶向纽约。中西部的农产品产量猛增，以前这些农产品被迫绕道密西西比河进行长途运输，现在可以通过克林顿修建的运河迅速运往东海岸。在运河开通前，在布法罗，一吨面粉的价格是40美元，将它运到纽约需要花3周的时间，运输成本是120美元，所以当面粉到达纽约的时候，价格相当于原来的4倍。可是运河开通之后，运送同样一吨面粉只需要8天的时间，而且运输成本只有6美元，也就是说，运输面粉的成本相当于原来的1/20，所需时间约为原来的1/3。对于其他的商品也是一样。

事实上，在短短几年内，正如波士顿诗人兼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60]（他是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61]的父亲）所抱怨的，纽约已经成为了“舔食全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伊利运河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纽约市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增长。1820年的纽约人口为123700，费城人口是112000；到了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080330和565529。同样令人吃惊的是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了1860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了62%。

纽约很快变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新兴城市，城区和未开发地区的界线在曼哈顿岛上以每年两个街区的速度向北推移。由于曼哈顿群岛宽约两英里，这就意味着纽约每年增加大约10英里的新街道。这些街道上经常堆积着大量建筑材料，阻碍了城市交通，使纽约很快获得了“交通混乱”的名声，从那个时代起直到现在，这一名声一直和纽约如影相随。

很自然地，纽约商业的繁华和人口的膨胀也在经纪人的业务中得到了反映。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经纪人”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经纪人”（相对于专业化的证券经纪人而言），他们代理的品种范围包括证券、棉花和保险等。可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迅速增加了华尔街以及波士顿和费城等其他主要资本市场的交易量。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不少来自欧洲，因为欧洲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寻找获利的机会。

实际上，许多美国的运河公司被伦敦的银行所控制，如巴林兄弟银行，其在纽约的代理人是精明的托马斯·沃德（Thomas W.Ward）。到1823年年底，巴林兄弟银行所拥有的各种运河股票价值不低于24万美元，1824年又增加了8.2万美元。英国人在美国市场的实力和影响让人不敢低估，并长达几十年之久，正如1833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开玩笑说：“美国金融市场的晴雨表悬挂在伦敦交易所。”今天，情况正好倒过来，世界所有金融市场的晴雨表都挂在美国的华尔街上。

由于对美国运河概念的狂热，运河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为修建罗得岛州[62]普罗维登斯的布莱克斯通运河而发行的股票，受到超过首发规模3倍的认购。新泽西的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后来成为华尔街很多投机活动的对象，在首发时也获得多倍的超额认购。这些项目即使最终付诸实施并成功建造，获得的回报也远没有招股说明书上信心十足地宣称的那么高，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有些完全就是欺诈。而其余的，由于遇到了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附加成本而变得无法赢利。切萨皮克和俄亥俄[63]运河公司原计划建造一个伊利运河的南方版本，由于修建运河的过程中遇到无数工程上的难题，结果该项目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到1827年，该工程的最终费用估算为2200万美元，是伊利运河成本的3倍以上，因此，该项工程一直没有竣工。

在随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在华尔街上不断地重复上演。对未来机会玫瑰色的幻想引发人们盲目地投资于各种尚未开张的公司的证券，于是股价飞涨。而当公司正式开张进入运营阶段，面对现实的困境时，股价就崩溃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铁路业开始兴起时，这种现象也发生过。同样，到了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狂热买入航空公司的股票，而大多数航空公司连一条航线也没有开通过。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参与到未来航空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去，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Seaboard Air Lines）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根本不是航空公司。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蜂拥购买连锁公司股票，试图从当时尚未被麦当劳和肯德基开发的连锁店市场中获利，而事实上，此类公司在股票首次发行之后，没有几家能够成功。

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发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发行的债券，而此时，有关公司和证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每一个经纪人，无论是经验老到的骗子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都能很容易地将那些价值很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此时（19世纪20年代），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资本市场和华尔街在规模和活跃程度上都相差无几，这两个市场允许公司甚至是州政府通过不断贷新款和发行新股票来筹集资金，以支付利息和股息。而纽约州法律禁止这种类似庞氏骗局[64]的融资方式，这对于未来华尔街能够最终在各个资本市场的竞争中胜出并占据统治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到1837年，这轮泡沫似的繁荣不可避免地落幕时，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

[53]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美国东部的一条山脉，北起纽芬兰岛，南抵亚拉巴马州，长约2 600 公里，海拔1 000 米~1 500 米。—译者注

[54]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北美洲东部的大河。它的一段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界河，并流经蒙特利尔。—译者注

[55]蒙特利尔（Montreal），现在加拿大境内。—译者注

[56]指英国和西班牙而非美国控制着西部向东部的运输线，从而对西部居民的忠诚度有巨大的影响力。—译者注

[57]布法罗（Buffalo），也译作水牛城，美国纽约州西部城市，临近尼亚加拉瀑布，为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城市。—译者注

[58]桑迪胡克（Sandy Hook），美国新泽西州东部下纽约湾入口外一低半岛，该半岛将桑迪胡克湾与大西洋分隔开来，最早于1609 年被发现。—译者注

[59]尤蒂卡（Utica）， 纽约州中部城市， 在1825 年伊利运河开航之后发展成为工业中心。—译者注

[60]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1894），美国医生和作家，哈佛大学解剖学及生理学教授（1847~1882 年）。—译者注

[61]小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Jr. 1841~1935），美国法官，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02~1932 年），他的许多观点影响了美国法的概念。—译者注

[62]罗得岛州（Rhode Island），位于大西洋畔的美国东北部。它在1790 年被接纳为最初的13 个殖民地之一，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工业化。—译者注

[63]切萨皮克（Chesapeake），美国弗尼吉亚州东南部城市。俄亥俄（Ohio），美国中西部一州名。—译者注

[64]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指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赢利付给最初投资者，源自查尔斯· 庞兹（Charles Ponzi,1882？~1949），策划这种阴谋（1919~1920）的意大利裔投机商。—译者注

*　　*　　*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牛市行情中，许多经纪人发现他们可以放弃许多其他的经纪业务种类，如保险和彩票，而将精力集中在收益更高的股票和债券上。事实上很多交易活动并没有发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指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的交易场地）中。1821年，交易所的理事会开始在宽街21号塞缪尔·毕比的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毕比是当时最为成功的经纪人之一。直到1827年，理事会才移到华尔街南边威廉大街和汉诺威大街之间的商人交易所（Merchant Exchange）。

但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交易活动还是在大街上进行的，许多不能成为交易所会员的经纪人在路灯柱下买卖股票。这里的交易量经常超过场内交易量（至少根据交易的股票数量而不是根据市值来算是这样），这正如现在如果按交易股数计算，纳斯达克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很多新证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是在承销商的办公室开始交易的。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不足100股，在1830年3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仅仅31股，创下了开业以来交易量的最低纪录。

1830年的商人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了商人交易所楼上的一个房间。大楼的圆屋顶上面就是“旗语线”的第一站，通过旗语，纽约股市的开盘价格在大约半小时内可以传到费城。这种通讯方式最终被电报所替代。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对周边区域的覆盖客观上帮助纽约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这轮牛市行情中，另一个现代华尔街经纪人的原型人物出现了。此类人物在此之前尚未登场，在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尔街，直到今天。他的名字叫雅各布·利特尔（Jacob Little），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65]，是一个造船匠的儿子。利特尔于1817年来到华尔街，这一年在纽约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伊利运河开始动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成立了，黑球航线公司（Black Ball Line）开始运营，这是首家横渡北大西洋的客运公司，定期往返于纽约和利物浦之间。在那个时候，定期的客运服务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但很快成为一种标准化服务，纽约也因此成为美国人跨洋旅行最重要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它的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喷气机时代。

1822年，利特尔在一个地下办公室建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因为房价高昂，华尔街每一平方英尺的空间都被充分利用起来，所以地下办公室很常见），此前几年，他在一家经营多种业务的经纪公司——雅各布·巴克公司（Jacob Barker）供职。在被几次投票否决之后，1825年他终于成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

利特尔和上一代的威廉·杜尔非常不同。杜尔的特长是获取政府内幕消息（或者更精确地说，他的特色是让别人觉得他能够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而且，杜尔在需要背叛他的合伙人时会毫不犹豫，他会利用合伙人的钱为自己谋利。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杜尔是个十足的骗子。

但是，利特尔是个独立经纪人，他没有任何政府关系，也没有长期合伙人。他靠比其他证券交易者对一些市场特殊事件的更准确的判断来挣钱，而且他是用自己的钱在谋利。换句话说，雅各布·利特尔是个股票投机者，他是通过市场的短期波动来获利，而不是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投机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名词，至少在华尔街以外的地方是这样。投机者经常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寄生虫，他们并不创造财富，但却能从中谋利。当然，经纪人们很乐于看到人们热衷于投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进行频繁的交易为自己赚取大量佣金。但是，这些投机活动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了交易量，增加了市场的参与者，而这恰恰有助于确保市场产生最公正的价格。但是“投机者”一向是华尔街上一切不幸的“替罪羊”，他们总是会被指责为每一次市场狂热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熊市的罪魁祸首。

这些熊市的到来也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那些对市场运转不甚了解的人，他们想方设法将投机活动从国家金融体系中清除出去。可是，即使受到日益严厉的监管和各种“歧视”，例如短期资本利得需要缴纳高额赋税，投机活动还是幸存了下来，而且日渐繁荣，这足以证明在适当的监管下，投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应市场要求的。另外，投机很像色情，给它下个定义或许很难，但明眼人却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正如20世纪初伟大的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所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

作为华尔街第一位伟大的投机者，雅各布·利特尔通常在市场行情下跌的时候进行操作，他喜欢赌股价的下落。正因如此，他是华尔街第一个以“大熊星”的绰号而闻名的人（但他绝不是最后一个）。但是，他最初的名声却是来自于对19世纪30年代最热的股票之一——莫里斯运河和银行公司（Morris Canal and Banking Company，以下简称莫里斯运河）上涨行情的准确判断。1834年，市场飞速上涨，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利特尔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玩家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跌。

利特尔看到了机会。在那个时候，卖空者承诺在将来一个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价格交付股票，如果股价在卖出日和交付日之间下跌的话，卖空者可以在交付日从市场低价买入，进行交割而获得价差。

但是，如果股价上升的话，做空者将遭受损失。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论上，股价是可以无限上涨的，因此对一个做空者来说，潜在的损失是无限的。华尔街有条古老而神圣的规则，正如下面这首著名的打油诗所说的那样。人们通常认为这首打油诗是丹尼尔·德鲁[66]所作，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实际上不是。

卖出没有的，

就必须买回来，

否则就要蹲监狱。

利特尔组织了一个投机者集团悄悄地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当那些卖空者为了交付股票而到市场上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时，他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利特尔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买断了这只股票，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这只股票所有的流通股。利特尔的集团以大约10美元的平均价格买进了这些股票，不用说，他们是决不会以这个价格将这些股票卖出的。在一个月之内，莫里斯运河的股价飞涨，达到每股185美元，利特尔和他的同伙大发了一笔横财。

一夜之间，利特尔成为了华尔街上最著名的投机者，并且保持这一名声长达20多年之久，尽管这期间他曾三次破产。但每一次他都能努力地从失败中站起来，仿佛一只投机的不死鸟从破产的灰烬中重生。最终，他在1857年的市场崩盘中第四次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此后数年，他仍然混迹于华尔街直到去世，但他只能零星交易一些小额股票，他的辉煌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威廉·沃辛顿·福勒[67]关于华尔街的传记是19世纪60年代最畅销的书籍，他这样描述利特尔那样的人：

凡是到过交易所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经常光顾市场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曾有过幸福时光，但他们把他们的钱遗失在了华尔街，他们每天都来到这里，似乎希望在同一个地方找回失去的金钱。这些人是市场的幽灵，他们用毫无光泽的眼睛瞪着报价牌，用干枯的手指着它，似乎在说：“这些都是你们干的！”他们拥挤在大门旁，在交易所的大厅出入，破烂的衣服，褪色的靴子，蓬乱的头发，他们从不洗澡，不刮胡须，憔悴的脸上挂着的笑容比眼泪更令人心酸。

真正成就利特尔的辉煌的是华尔街的第一次大牛市，而这次牛市的到来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金融政策。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他家境贫寒，从小丧父。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并于1788年移民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当时，那里仅仅只有几座小木屋。作为一个律师，他很快发达起来，并购置了大片地产。当大量的人迁居到田纳西州中部人口稠密的乡村时，这些地产的价格飞速上涨。可是由于一笔地产账务出错，杰克逊发现自己要对另一个人的债务负责。处理这个案件花了他10多年的时间，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对投机、债务以及纸币的终生恐惧。

当他在1829年成为总统的时候，杰克逊的金融政策很简单：尽快还清国债，关闭第二美国银行。他非常憎恨这家银行，因为它是美国东部“金钱权力”的象征。第二美国银行在美国经历了1812年战争期间近乎灾难性的财政困境之后，由国会在1816年授权建立。但是，像汉密尔顿的美国银行一样，该银行的许可证规定期限是20年，到杰克逊时，需要对它进行续批了。

这家银行在开始阶段经营不善，但当费城银行家尼古拉斯·比德尔[68]在1823年接管后，它很快就发展成为全美最大最有实力的银行。因为它是由国会授权的，所以它是唯一一家可以跨州经营的银行。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它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它发行的银行券[69]在全美都可以流通。

比德尔是一位特殊人物，是美国本土产生的最伟大的银行家之一。他在13岁时就完成了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位所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他的年纪太小，学校拒绝给他颁发毕业证书。于是他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用了两年的时间获得学士学位。在15岁时，他作为毕业生代表作了毕业演说。

当杰克逊成为总统的时候，比德尔可能是全美第二号有权势的人，许多人认为总有一天比德尔自己也会竞选总统，但是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没有这么做。比德尔的贵族式行为方式（比德尔家族是费城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使得杰克逊对他和他的银行非常反感。但是，在1836年银行的许可证到期之前，杰克逊并不能拿它怎么样。同时杰克逊将注意力放在削减国债上。此时美国有了大量的财政盈余，因此，在各资本市场交易的联邦政府债券数量在稳步减少。因为美国银行负责联邦政府债券的发行，所以债券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权力被削弱。州政府债券、运河公司和第一批铁路吸收了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的资金，但是由于市场上证券供给的大量减少，加剧了人们对剩余证券的需求，从而抬高了这些证券的价格。

到1834年，杰克逊基本上已经清偿了所有的国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实际上也是任何现代大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完全清偿国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关税，另一方面无情地削减开支，尤其是大量减少在一些道路等民用设施上的投入。

随着美国的日益繁荣，华尔街上的股票交易商也越来越多。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跌到每日100股以下。但到了30年代中期，每日平均拍卖的股票数目大约为6000股，1835年6月26日，交易量创下了一个历史纪录——7825股。但是，当时的拍卖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连续拍卖，而是会员们坐在各自桌边的座位上（现在交易所里的交易“席位[70]”正出自于此），等待交易所总裁或主持人举行每天两次的拍卖，总裁或主持人会依次叫出每一种证券的名字。1836年，在所有挂牌交易的股票中，包括38家银行、32家保险公司、4家铁路公司、4家运河公司以及3家天然气公司的股票（在那时，煤气灯正迅速普及到全美各地）。

在这个阶段，大部分股票交易发生在场外，交易所理事会对会员的苛刻要求将许多人排斥在外，更多的人往往在投票时被刷掉。这些人都靠证券经纪过活，至少在行情好的时候是这样。股票交易的节奏和价格仍然由理事会来决定，而街头交易多在下午，那时候，交易所的拍卖已经结束，价格已经决定。非会员经纪人通常挤在交易所门口，争取在第一时间听到最新的价格。

1835年12月16日，在这一轮牛市势头正猛时，华尔街遭受了一场灾难，这一次不是金融灾难，而是一场自然灾难。那一天，纽约发生了火灾，起火的原因至今尚不清楚。大火蔓延，无法控制，整整持续了两天。虽然连费城的消防队员都赶来了，但也无济于事。恶劣的天气和猛烈的大风使得消防队员无计可施，大火愈加猛烈，熊熊的火焰将费城、波基普西[71]以及纽黑文[72]的天空都映红了。由于纽约此时依然缺少充足的水供应，手工运作的消防车不得不离开现场到东河去取水，而且，由于当时正值严冬，消防人员还不得不砸冰取水。

1835年的纽约大火。当时，在费城都能看到纽约的熊熊火光。包括商人交易所在内的700 多栋建筑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在大楼坍塌前，一个勇敢的雇员抢救出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记录。

当火势最终得到控制时，纽约的商业中心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大火毁掉了由华尔街、宽街、康提斯小街和东河包围的20个街区的700多座建筑。英国殖民时代的遗迹也随着大火一去不返。在今天的曼哈顿，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城市的中心，独立战争前的建筑只有位于百老汇和富尔顿大街拐角处的圣保罗教堂还硕果仅存。

因为这场大火，纽约城中26家火灾保险公司中有23家宣布破产，这使得许多股票的持有者和投保人也跟着破产了。在毁坏的建筑中也有商人交易所，这是自1827年以来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举行拍卖的场所。幸运的是，交易所一名英勇的员工——J·R·芒特（J.R.Mout）在建筑崩塌之前设法将交易所的交易记录抢了出来，为此他得到了100美元的奖金。委员会很快重整旗鼓，在一个临时场所重新开业了。虽然纽约遭到大火的严重破坏，但这个时期美国的经济蒸蒸日上，这帮助纽约的经纪业很快恢复过来。

此时美国繁荣经济中的亮点是西部土地开发，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新批准建立的银行资助的。1829年，在全美仅仅只有329家银行，8年之后就有了788家。但是，当银行的数目翻了两倍多时，这些银行发行的票据总值翻了3倍多，从原来的4820万美元增至1.492亿美元，发放的贷款翻了将近4倍，从1.37亿美元增至5.251亿美元。许多州的银行立法很仓促，所以有许多新银行经营不善（即使没有欺诈的话），它们普遍资本金不足，监管不严，对未来过度乐观。

美国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接受它认为经营不善的银行的票据来维持它的稳定，但随着它权力的减弱，它控制形势的能力也减弱了。而且，作为毁掉美国银行的策略的一部分，杰克逊从该银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转而存放在州立银行当中，这些银行因此迅速被杰克逊的政治对手们冠以“被宠幸的银行”的称号。因为增加了存款基础，这些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银行券，并以房地产作担保发放了更多贷款，而房地产是所有投资中最缺乏流动性的一种。

这样一来，最痛恨投机和纸币的杰克逊总统所实施的政策，意想不到地引发了美国首次由于纸币而引起的巨大投机泡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泡沫中，许多土地都是联邦政府卖给居民或投机者的。政府土地办公室（General Land Office）在1832年的土地销售总额为250万美元，到183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500万美元，这一年的夏季销售额大约为每月将近500万美元。美国俚语中“做土地办公室的生意”（do a land-office business）的说法就开始于这个狂热时期，意思是“非常兴隆的生意”。

杰克逊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后来写道：“土地的拥有证只是到银行去贷款的信用凭证，银行把它们的银行券贷给投机者，投机者再去购买土地，很快，银行券又回到了银行，接着又被贷出去，银行券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充当将宝贵的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里的工具。实际上，每一次投机都酝酿着更大的一次投机。”

典型的杰克逊式做法是将投机活动拦腰截断。他向他的内阁建议：土地办公室只接受铸币支付——金币或银币。但是，因为内阁的许多会员自身都深深地卷入到了这场投机中，所以总统的建议受到了坚决抵制。同样卷入很深的国会当然也不会同意，所以总统只有等到国会休会后的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specie circular）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它要求，除极个别情况外，8月15日以后购买土地都必须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杰克逊希望他的措施将会阻止全国的投机活动，但这些措施的效果远不止于此，它还对美国经济起了紧急刹车的作用。由于对铸币的需求激增，银行券的持有者开始要求用银行券换取金银铸币。银行为了筹集急需的钱，不得不尽快收回贷款。西部银行从东部银行吸收了大量的金银铸币，但一直很好地保存这些金银币，因为还有其他的政府项目需要资金。

因为联邦政府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但并没有负债，所以钱要么堆放在国库里没有被使用，要么存放在“被宠幸的银行”中。1836年，国会决定将大部分盈余分给各个州政府使用。它下令财政部从1837年2月开始，每个季度都从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中取出900万美元，并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给各州。银行不得不作好准备，以应付存款基数的锐减。

实力较弱的银行黄金储备较少，但却发行了大量银行券，所以纷纷开始破产。而那些需要银行贷款的商人也因此步履维艰。股市开始下跌。纽约的日记作者和前市长菲利普·霍恩[73]，在1836年6月他百老汇的新宅奠基后去欧洲看望他的女儿，而当他10月回到纽约时，发现金融界的氛围完全变了。他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他列举了几只股票，这些股票在他去欧洲的时候每股价格超过100美元，但如今每股仅值60或70美元。《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1837年2月2日（这一天，按照国会的决定，第一笔900万美元的钱从银行——其中大部分是东部银行——转给了各个州政府）报道：利率从年利7%一下飙升到月利2%，甚至3%。

破产开始蔓延。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避免黄金流出国门，这导致英国的棉花进口量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因为英国国内的利率升高，英国投资者不愿意再将钱投入到美国的证券上，这对华尔街资本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

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但交易量仍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事实上，1837年3月，当马丁·范·布伦[74]取代杰克逊入主白宫时，交易量达到每天上万股。杰克逊并非有意种下的苦果遭到了报应，股票价格开始复仇似地下跌。莫里斯运河股票的月初价格为每股96美元，在月末仅仅为每股80美元（到1841年，它几乎一文不值了）。长岛铁路（Long Island Railroad）的股票从每股78美元跌到每股64美元。当几个州的州政府试图为它们的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

到4月份，菲利普·霍恩自己也受到了波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投机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曾听说过的那些巨大财富，在4月的阳光到来之前，就像冰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没有人可以逃出这场劫难，我们最终一无所有；只有那些债务很少或根本没有债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者。”

在5月底，全美的所有银行——至少是那些还没有破产的银行——都终止了金币兑付。政府的收入虽然在1836年达到了5080万美元，在1837年却只有2490万美元了，杰克逊的联邦政府不欠债的美好愿景一去不复返了。到1837年初秋，全美90%的工厂关了门，美国历史上首次进入了萧条时期（这仍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时最长的萧条期）。就这次大萧条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美国绝大部分人居住在乡下，也就是今天经济学家所称的“货币经济”[75]之外，感受不到经济崩溃带来的苦痛。他们能够自给自足，直到经济恢复过来。那些生活在“货币经济”旋涡之中的人们，像工厂的工人和老板、商人以及华尔街的经纪人，遭受的痛苦就要深重得多。

随着恐慌的过去和萧条的到来，华尔街的商业活动停止了。为了找一个更小更便宜的活动场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这几年中搬迁了好几次。但是，如果说华尔街遭受了打击的话，那么，费城金融市场受到的冲击则更为严重。

在人口扩张的几年里，纽约市场的发展速度比费城市场要快得多，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纽约已经成为最大、最重要的金融市场。而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对费城的影响要比对纽约的影响大得多。这时已经失去了国家授权的美国银行不得不去寻求其所在地政府的授权，这样，它的名字就被改为冗长的费城美国银行[76]。但是，由于没有国家授予的经营权，它只是一家州立银行，这使得它原先那种造就费城金融市场繁荣的威力不复存在。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当大萧条来临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发现它没有能力偿还200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所以只能拖欠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由于费城的银行都是以州政府债券作为储备的，所以州政府违约对它们的打击跟大萧条的打击一样严重。而纽约的债务只有区区200万美元，完全能够偿还。当纽约的一些银行关门时，另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银行仍然幸存了下来。这样，已经屈于第二的费城，在金融业务总量上更加被纽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因此，“华尔街”在这个时期作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名词进入美国人的字典绝不是偶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代表的含义就会越来越名副其实。但不无讽刺的是，华尔街似乎只有在历经了火灾、恐慌和萧条的洗礼之后，才能最终真正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表。

第四章
“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1837年～1857年）

[译者题注]

铁路的出现，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也极大地提升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电报的产生则迅速确立了华尔街作为美国资本市场中心的地位；而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带来了美国经济和华尔街新一轮的快速增长，人们过着销金蚀银的挥霍生活。然而到了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译者导读

·19世纪中叶最具变革性的新生事物无疑是铁路，它对世界的影响是直接而迅速的。铁路作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方式，比此前出现的运河效率更高，所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更少，它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并使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实现了规模化；同时，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箱和煤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并造就了第一批工业时代的产业大军和百万富翁。

·在铁路的发展中，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巨大意义显露无疑。铁路的修建需要巨额资本，当时美国一个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而铁路的造价高达每英里36000美元，如果缺少资本市场的支持，建铁路无疑困难重重。马克思曾经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再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77]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尔街无疑是美国铁路发展的助推器，但铁路的发明也反过来对华尔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铁路巨大的融资需求使得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投资的主要品种，而对铁路股票的疯狂投机与铁路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共同带领华尔街进入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历史时期。

·电报的发明在彻底改变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也对华尔街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纽约股市开盘价格传递到费城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减为几秒钟的巨大变化过程中，华尔街对于其他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这些地区性的资本市场被迅速边缘化，纽约从而一举确立了作为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时代的华尔街弄潮儿以丹尼尔·德鲁为代表。出身贫寒、从贩卖牲畜起家的德鲁，来到华尔街这个刀光剑影的博弈场上，身为基督徒的虔诚信仰丝毫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惯用各种阴谋诡计的超级玩家。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引发了全美国的淘金狂潮，大量的黄金支撑着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华尔街也因此再度繁荣。但到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华尔街上的银行和经纪商开始破产，恐慌扩散到伦敦和巴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恐慌爆发了。等到这场灾难硝烟散去的时候，纽约一半的经纪商已经破产，而华尔街的一些革命性变革即将在这短暂的消沉之后来临。

[77]《资本论》第一卷第690页。—译者注

1837年大崩溃之后，华尔街多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那些除了证券之外还同时经营其他业务的经纪商在这场大崩溃后得以生存下来，但很多已经开始专营证券经纪业务的经纪商们则没有那么走运。那些已经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的交易所会员比起场外经纪商（也称街边经纪商，或路边经纪商）日子要好过得多。在19世纪30年代牛市的最高峰时期，场外经纪商因为不能进入正式的证券交易所，曾组建了一个交易所与其抗衡，它被称做新交易所（New Board）。但到了1839年，这些经纪商中有3/4都已经破产，到了1848年，新交易所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此时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也处于一片大萧条之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对美国证券的需求也相应大大减少了。更糟糕的是，截至1842年，美国共有超过9个州的州政府无法偿还其债券，这使得美国证券在欧洲市场上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在欧洲市场上，就连南美洲的一些市政债券也比美国国债的售价高。罗斯柴尔德[78]银行巴黎分行的总裁曾经这样对美国人说：“你们回去这样告诉你们的政府，你们在欧洲见到了欧洲金融界的巨头，他们说，美国人在欧洲借不到钱，一分钱都借不到！”

与早期相比，华尔街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沿着华尔街西角一字排开的富丽堂皇的砖石大厦，现在大部分都让位于褐色砂石粉面的四、五层的办公大楼。曾经作为临时国会大厦的旧市政大厅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海关大楼。海关大楼屹立在宽街的街头，是19世纪30至40年代非常流行的希腊复古式风格建筑，它自从建成以后就一直是许多华尔街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1862年它成为美国国库在纽约的分部，1883年，在英国撤离美国的百年纪念日，它的门前立起了一尊乔治·华盛顿的雕像。

位于华尔街南边的商人交易所在1835年的大火中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于1842年重新开业的更大的新的商人交易所。直到现在，它依然屹立在那里。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华尔街在外观上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前两座三一教堂原址上建起的第三座三一教堂，它紧靠着华尔街的西端，横穿华尔街百老汇。1709年建成的第二座教堂从结构方面来说相对简单些，随着纽约的发展，最重要的圣公会教区（Episcopal parish）也随之发展起来。1705年，安妮女王（Queen Anne）把位于城北名为“女王农场”的一些土地赐给当时面积很小的教区，这块土地现在位于曼哈顿西边地势较低的地段，总面积达到1.1公亩。随着纽约市在19世纪早期爆炸式的扩张，这份女王的馈赠也随之迅速增值。到1840年，三一教堂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教区的教堂，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由于年久失修，教区委员会决定建一座更大更富丽堂皇的大楼来替代它。

新的三一教堂是用褐色砖石建成的，在纽约市的历史上，它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高达84米，在布鲁克林的曼哈顿城堡建成之前，它一直是纽约市的最高点。就像现在的帝国大厦一样，教堂在当时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游客只有在付费之后才能爬上尖顶观赏风景，教堂管理人员也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在1864年教堂落成后——那一年墨西哥战争的爆发最终结束了经济衰退——这个“上帝的企业”[79]在不经意间变得极其富有，它也因此成为华尔街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象征，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摩根银行。

[78]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亦译作洛希尔家族），欧洲银行世家。—译者注

[79]指教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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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华尔街的外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处于萧条之中的美国经济也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改变来自于19世纪最有前途的发明——铁路。运河只是部分缓解了陆路长途运输的问题，而铁路则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开挖运河不仅极其昂贵，而且适宜开挖运河的地段非常有限。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而伊利运河每英里的造价高达两万美元。而且要保证通航，运河里必须有大量的河水，因此只有在降雨量大的地区才适于修建运河。由于北方冬天气候干燥少雨，因此运河在冬天基本处于断航状态。倒霉的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股东们还发现，在多山的地区开挖运河非常不划算，因为在这些地区需要建造船闸来升降驳船，而这使得运河的建造更加昂贵。相比之下，铁路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区都能建造，并且不受季节的影响，四季通行。

早在17世纪中期，采矿工人偶然发现，如果把货车放在铁轨上，靠牲口可以拉动比平时多得多的货物。但是这一发现没有在矿山之外的地区得到应用，直到出现了比马更强大的牵引动力。当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旋转式蒸汽机技术在1784年日趋成熟时，工程师们开始思考如何在铁轨上把蒸汽机和马车车厢结合到一起工作。但是，当时瓦特设计的蒸汽机每分钟只有12转，连蒸汽机自身都推不动，更不用说拉货或者拉人了。在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理查德·特莱威狄（Richard Trevithick）和美国的奥利弗·埃文斯（Olive Evans）分别独立发明了高压蒸汽机，使铁路运输成为可能。瓦特的蒸汽机用蒸汽推动活塞，然后利用真空使活塞回到原位，而特莱威狄和埃文斯的蒸汽机则全部使用蒸汽来回推动活塞，所产生的压强要远远高于瓦特蒸汽机。这种蒸汽机巨大的“吐气”声使它获得了“喷气的机器”的绰号，正是这种蒸汽机使陆路交通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和便宜，几乎可以通达任何地方，它也因此成为了推动整个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了对这一发明以及它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18世纪20年代，挖一条横穿纽约州的运河已经是人类极限了，但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已经能够横跨整个美国大陆了。

奥利弗·埃文斯，这个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美国天才，早在1813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前景。“这样一个时代终将到来，”那一年他写道，“人们会坐在蒸汽机牵引的车厢里，在城市之间往返旅行，就像飞鸟一样快……乘坐一列这样的火车，早晨从华盛顿出发，旅客们可以在巴尔的摩吃早餐，在费城吃午餐，当天晚上可在纽约享用晚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铺设两条双向铁轨，这样，两列火车可以相向而行，夜晚也可以行车。”

不幸的是，埃文斯于1819年逝世，他没有来得及亲眼看到他的设想变成现实。铁路的发展并不仅仅依靠一项发明，相反，它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因此铁路运营的真正成熟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在一起，1829年他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个城市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曼彻斯特处于内陆地区，这条铁路使得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曼彻斯特的制造业直接与出海口相连。

斯蒂芬森的铁路一炮打响，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很快被别人竞相模仿。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开通时，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已经在建设之中了。由于工程师们认为路上的弯道太急，不适于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因此最开始是考虑用马来作为牵引的。后来，纽约的工程师兼实业家彼得·库珀（Peter Cooper）制造出美国第一台名为“拇指汤姆”[80]的机车，改变了他们原先的想法。由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通汽管，库珀实际上是使用枪管来连接蒸汽机和锅炉的。“拇指汤姆”在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上以18英里（约28公里，1英里约合1.6公里）的时速行驶，这让当时那些习惯了马儿小跑的人们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只是当时正在兴建的诸多铁路中的第一条，到1835年美国已经有100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了。到184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000英里，到1850年达到1万英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

铁路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节奏。在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到华盛顿就职总统，坐马车走了一个月。到了1860年，这段路程只要3天。铁路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长途旅行的兴趣。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个城市查尔斯顿和汉堡之间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以前，两城市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并且一周只能跑3次，但仅仅5年之后，这条铁路线每年运送的旅客就达到了3万人次。

尽管铁路对客运影响巨大，但受惠更多的是货运。正如伊利运河的开通使得五大湖区和纽约市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减少为原来的1/20那样，铁路的开通将它连接的所有内陆站点之间的货物运输费用以类似的比例大大降低。因此可以这么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发明能像铁路这样对世界产生如此迅速和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说，正是铁路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1886年，经济学家亚瑟·T·哈德利（Arthur T.Hadley）在他的经典著作《铁路交通》（Railroad Transportation）中写道：“在我们祖父的那个时代，货物运输费用极其昂贵，小麦只能在它产地周围200英里的范围内被消费掉。但是今天，俄罗斯的小麦、印度的小麦和达科他州的小麦直接竞争，敖德萨[81]的小麦产出直接影响着芝加哥小麦市场的价格。”

受到铁路影响的远不止小麦。在铁路出现以前，由于区域性市场的需求量很小，许多工业产品往往可以用手工生产。但是，随着铁路的开通，在制造领域内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生产随之实现了规模化，这样就大大削减了成本，降低了价格。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厢和煤（尽管美国早期铁路的燃料主要来自美国丰富的木材资源）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巨大，前所未有，铁路同时也创造了工业时代第一批像彼得·库珀这样的富翁。

19世纪余下的美国经济政治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个国家如何学习管理、监管以及公平分配铁路这一新兴事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首先需要做的是开拓新的融资方式以获得修建铁路的资金。建设铁路的费用相比于运河开挖要便宜得多，但还是不可能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而在19世纪以前，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个人和家庭来融资的。铁路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且在铁路发展初期也无人能够准确地把握它的前景。

最早的铁路通常是区域性的，距离很短，通常是把一个小镇和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连接起来，这些枢纽通常是一条河或者一个港口。因此建设这些铁路的资金通常来自于铁路沿线的居民，他们也很快成为这一新交通工具的直接受益人。但是许多开始只在铁路沿线销售的债券很快就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开始承销这些铁路证券。

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的主要品种，正如一代人之前的州政府债券和联邦政府债券。1835年，只有3只铁路股票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到1840年已经有10只铁路股票进行交易了，而10年之后，这一数目迅速膨胀到38只。到南北战争爆发时，铁路股票和债券相当于美国证券的1/3。

在美国的早期铁路之中，伊利铁路最为特别。与其他地方的铁路不同，伊利铁路从一开始就计划作为铁路干线来建设，在1851年完工之际，它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但它的这一地位也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与其他出于经济需要而建的铁路不同，伊利铁路是政治产物，因此也就决定了它永远摆脱不了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赢得人们对于他所热衷的伊利运河的支持，德·威特·克林顿曾对纽约州靠近宾夕法尼亚州一线的选民（他们被称做“南方阵线”）允诺，州政府要帮助他们修建一条他们自己的“通衢大道”，来连接哈德逊河和五大湖区。

建设这样一条通衢大道，开凿运河不是一个选择，因为开凿运河无疑要穿越卡茨基尔和阿勒格尼（Catskill and Allegheny Mountains）崎岖不平的岩石山区，所以最初的计划是要修一条收费公路。但是，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南方阵线”开始要求克林顿州长修建一条铁路来兑现他的诺言。而伊利运河经过的县郡当然不希望在南边出现与之相竞争的运输干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伊利铁路终于在1832年4月24日从纽约州立法机构拿到了建设许可证。即便如此，许可证上的条款使伊利铁路的实际建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许可证的条款要求公司筹集1000万美元资金，并且只有在它的一半股票被认购之后才能正式组建公司。即使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次股票承销的规模也是巨大的。而且它还具体规定了整个铁路线只能在纽约州内铺设，不允许它与任何外州的铁路相连（到1850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意识到了这条禁令的愚蠢之处，于是通过了另外一条铁路法案，要求伊利铁路尽可能地与其他铁路相连）。

许可证还有条款要求伊利铁路的轨距为6英尺（约1.8米），这更进一步妨碍了它与其他铁路线相连接。最初的铁路所采用的轨距依不同工程师的设计而不同，但4英尺8.5英寸（约1.4米）的轨距很快就成了大部分铁路线都采用的标准轨距。在许可证的限制下，伊利铁路直到19世纪末期才得以采用标准轨距。

许可证还规定，伊利铁路最初只允许修建483英里（约777公里），从新泽西边界北面哈德逊河西岸的偏远小镇皮尔蒙特，到位于伊利湖岸的另外一个偏远小镇敦克尔克。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政客们才会想到把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铺设在这样两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之间。崎岖不平的路线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一开始预计的投资额只有1000万美元，但等到完工时，伊利铁路的造价竟高达2350万美元。公司被迫一次又一次向州政府借款和到华尔街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最后形成的特殊资本结构几乎就是铁路建设融资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一些债券以可转换债券的形式发行（意味着债券持有者可以根据需要把它们转换成股票），有一批可转换债券甚至允许持有人随心所欲地在债券和股票之间来回转换，这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近乎完美的投机工具。由于伊利铁路大量发行各种证券，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几乎成了为投机者从事投机活动而专门搭建的平台，结果，这条铁路在后来的年代里，被称做“华尔街上的‘娼妓’”[82]，因为它让所有受到诱惑的投资者都伤透了心。

早在伊利铁路开始运送旅客和货物前，它就成了华尔街的投机工具。19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还很难全部满足伊利公司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伊利公司在伦敦市场上也发行了大量证券。在伦敦市场上发行的证券虽然数量巨大，但却被大部分纽约经纪商所忽视，雅各布·利特尔抓住这个机会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金融炒作。1837年，早在股市大崩盘之前，全华尔街就都知道了利特尔在卖空伊利股票，几个经纪商决定开始买入伊利股票，并在利特尔需要交付股票时狠狠地杀他一把。他们悄悄地买进纽约市场上伊利股票的流通股，耐心地等着利特尔需要平仓的那一天——他们相信，那时候，股价会涨到天上去。

但利特尔早就在伦敦市场上购买了足够的可转换债券，等到必须履约交付股票的那一天，他优雅地走进伊利公司的办公室，把他的债券转换成了股票，然后拿着这些股票去履行合约。而那些经纪商——也就是他的对手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他们的手里积压了大量伊利股票，而且一旦他们出货，他们就会遭受巨大损失。

[80]拇指汤姆（Tom Thumb），英国童话故事《拇指汤姆历险记》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81]敖德萨（Odessa），俄罗斯港口城市。—译者注

[82]华尔街上的“娼妓”（The Scarlet Woman of Wall Street），喻指伊利铁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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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第二个重大发明是电报。同铁路一样，它也对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落后的远距离通讯在前工业经济时代是仅次于陆上交通的制约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自古以来，通讯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的行进速度。一条消息从波士顿传到纽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从波士顿出发的人甚至可以比这条消息先到达纽约。当时费城的经纪商最害怕满载着华尔街人的公共马车突然出现，因为这意味着那些独享伦敦消息的华尔街人又将在费城市场上小发一笔了。

19世纪以前，除了依靠人力传递信息以外，人类唯一的通讯限于传递特定的单一信号。例如，伊丽莎白女王一世（Queen Elizabeth I）命令沿着英国南部海岸建造一连串烽火台，以便看到舰队来到的时候通知伦敦，由于这种通讯方式费用太高，大部分人根本用不起。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在巴黎和位于布列塔尼半岛的布雷斯特等重要边境军事基地建造了一连串旗语台，总长为330英里（约530公里）。每个旗语台都有一个很高的桅杆和两个扶手，桅杆的顶端是需要四五个人通过滑轮升降的大旗。在一大群童子军的通力协作下，在巴黎和布雷斯特之间传送信息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如果由人送信的话，即使是最快的信使也需要几天的时间。当然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的费用是惊人的，而且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这套通讯装置就不管用了。此外，由于这条信息必须经过很多次传递，所以在传送过程中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及时准确的信息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费城和华尔街之间铺设了一条旗语线。每隔6英里或8英里就安排一个人在楼顶或者山丘上，手中拿着大旗和望远镜。第一个人站在华尔街商人交易所（即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最高处，通过旗语向哈德逊河对岸泽西市的人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价格，大约30分钟之后，开盘价格可以传到费城。

用电来实现远距离高速传递信息的技术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1774年，一个瑞典发明家发明了一种装置，在装置中每根电线代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当电流从代表某个字母的电线流过，它会给与之相连的一个小球充电，而后者随后会敲响一个小铃，发出与这个字母相应的音符。这个装置当然很难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运用，直到7年以后，一个叫塞缪尔·芬利·莫尔斯[83]的美国失意画家才真正创造出能够实际应用的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

像乔治·斯蒂芬森和他的铁路一样，莫尔斯也无非是把已有的所有零散发明组合了起来，从而发明了电报。莫尔斯唯一的原创就是发明了高效的代码，但是他也费了好几年时间才说服政府出资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进行演示。莫尔斯在华盛顿通过电报把“上帝创造了什么”的信息发送给了他在巴尔的摩的同伴阿尔弗雷德·威尔（Alfred Vail），威尔随即将同样的信息反馈给他——电报一旦获得成功，就立刻像蜘蛛网一样在全美国扩散开来。就在那一年，莫尔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电磁电报公司（Magnetic Telegraph Company）来经营纽约和费城之间的电报线路。到1846年，公司已经开始赢利并分红了。10年之内，总长为23000英里的电报线把美国主要的大城市都连接起来。1861年，电报线已经延伸到了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市。同铁路一样，早期的电报公司都是地方性质的，只经营区域性的电报业务。但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家名为西联（West Union）的公司开始购买一些独立的小电报公司，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美范围内的电报体系，占据了美国通讯行业的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末才因电话的出现而被贝尔公司（Bell）所取代。

早期铁路和电报的合作也是经济协同效应的经典案例，电报线经常沿着已经建好的铁路线铺设，而铁路也很快发展了一套电报信号系统，借此可以引导火车以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在单轨铁路线上安全行驶。

不用说，美国金融中心的经纪商是这种新通讯媒介最早和最主要的用户。在早期的华尔街，传递信息的人也被称做“跑腿者”[84]，因为要把经纪人、交易所、场外市场和银行连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市场，在没有其他通讯设施的情况下，传递员必须要跑。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的传递员至今仍被称做“跑腿者”的缘故。

毋庸置疑，市场的大小永远也不可能超过通讯所能覆盖的范围，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虽然纽约市场已经是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了，但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地方的资本市场也同样保持着其重要性和独立性。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两个最大城市（指当时的纽约和费城）之间建成旗语线路以后，其他资本市场的价格虽然受纽约的价格影响，但并不完全被纽约的价格所控制和主导，因为在纽约的价格信息到达这些城市的时候，这些价格早已不是最新的了。

但是，电报则完全不同，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纽约的价格传送到费城和其他任何地方，而且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全天24小时都可以传送。因此，那些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时代立刻宣告结束。这一道理即使在当时也很容易理解，詹姆斯·K·迈德伯瑞（James K.Medbery）在1870年写道：“金钱总是有集聚的趋势，股票、债券、黄金很快就集中到了那些金融活动盛行的地方。流动的财富总量越大，这种特性表现得越明显。根据这一原理，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成为了美国金融中心。在电报发明前就已经成为东海岸主要大都市的纽约，现在成为了无可争议的金融中心。当这个金融中心从牛市跌到熊市，它会给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州、每座城市和每个村庄带来巨大的混乱和冲击。”

因此，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电报在19世纪50年代被发明出来，确保了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假如莫尔斯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改进和完善了电报技术的话（这种假设单纯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费城则有可能已经利用电报技术把整个国家的流动财富都吸干了。

在电报发明之前，快递公司已经在纽约市和其他城市之间运送证券和钞票了。1840年，波士顿人阿尔温·亚当斯（Alvin Adams）就开始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专门从事这项业务。一旦电报投入应用之后，快递服务对维持纽约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有趣的是，许多这些最初为运送钞票和证券而成立的快递服务公司，后来都转行进入银行业和经纪业。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就是如此，而华尔街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的经历也是如此。

[83]塞缪尔· 芬利· 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 1791~1872），美国肖像画家和发明家，他发明了电报并获得专利，还发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电报码。—译者注

[84]跑腿者（runner），也译作传递员，指在华尔街传递文件或证券的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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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德鲁于1797年出生在一个贫瘠山区的农场，当时的达切斯县（Dutchess County）南部，距离纽约6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在穷人家庭中长大的德鲁接受的教育非常少，仅仅会读、写和掌握一些基本的算术。由于他的母亲信奉基督教，她把儿子也教育成了清教徒——那种能忍受地狱般磨难的基督教徒。虽然德鲁一生都深深信奉基督教，并极度虔诚，后来还创办了一个神学院并出资建造过几座教堂，但是他总能把他的宗教信仰同商业行为完全分开。

E·C·斯特德曼（E·C·Stedman）是华尔街的一位经纪人和作家（1875年，他创造了“维多利亚”这个词来特指他所生活的时代）。他非常了解德鲁，但也对德鲁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双重道德标准惊叹不已。他写道：“伦理学导师一般都会对那些有着执著信仰、并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在日常琐事之中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德鲁大叔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将他的宗教信仰带到哪里，但是，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的宗教似乎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他甚至能从他的信仰中获得帮助和力量，来实现那些昭示他最丑陋一面的阴谋。”

丹尼尔·德鲁。他是每个礼拜日都要去教堂的虔诚教徒，而在一周余下的时间里，他则在华尔街玩弄各种卑劣的诡计。他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早在孩提时代，德鲁就在一家于当地过冬的马戏团中打工赚钱。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他在马戏团学会了以后在华尔街上大展身手时招揽顾客的技巧。1812年他父亲去世，当时德鲁只有14岁。在1812年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可以得到100美元奖金，于是，他报名成了一名民兵。遗憾的是英军并没有选择攻打当时防守坚固的纽约城，因此德鲁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但是，他获得的100美元奖金成为了他以后拥有的1600万美元巨额财富的最初资本。如果在那个时代有《福布斯》（Forbes）财富榜的话，德鲁肯定是美国最富有的前20人之一。

德鲁一开始干的是贩卖牲畜的买卖，他从当地农场上买到牲畜，然后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去卖给屠夫。有一个关于德鲁的传说流传甚广，这个传统被大家如此广泛地接受，所以很有可能是真的。这个传说讲，有一次，德鲁卖完牲口，突然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头天晚上，他让牲畜吃了很多盐，但一直不给它们水喝，次日早上去往纽约的路上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当时流过那时还是农村的曼哈顿北区的草地，现在则在曼哈顿第77大街地下流淌），渴极了的牲口一头扎进小溪狂喝起来，每头牲口都喝了几加仑的水，体重也立刻增加了很多，然后德鲁迅速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在那里把它们按斤论两地卖给屠夫。

大宗牲畜贩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此德鲁不太可能是第一个耍此诡计的人，况且他也不太可能因为贪图一时之利而毁了日后与屠夫的长久生意。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德鲁做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故事显然已经成为“掺水股”（watered stock）无可争议的来源。“掺水股”这个词从它出现以来，一直让许多研究华尔街历史的作家头疼不已。他们认为这是19世纪中期所特有的卑劣伎俩。事实上，掺水股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过是指股票发行总量超过实际投入资本。在有关规则被制定出来规范这种做法之前，它的确可以成为帮助坏人作恶的工具。但是，事实上每一次送红股和股票拆细都是“掺水股票”，而投资者并不会有任何的不满。这个名词已经从今天的华尔街上消失了，原因并不是这种做法不存在了，而是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普遍化了。

德鲁稳步扩大着他的牲畜贩卖生意，到19世纪20年代，他一次贩卖的牲畜数量已达到了2000头，而每贩卖一头牲畜可以赚取12美元的利润。1829年，德鲁用他积累下来的钱购买了位于现在第3大道和第26大街交叉口上的牛头旅馆。那时候，那里还是纽约的北郊，一直是纽约市的牲畜交易中心。

因为生意的缘故，德鲁也开始经常光顾华尔街，像快递服务公司那样，经常在纽约的郊区和市中心之间为别人递送证券和票据。华尔街立刻吸引了德鲁。像雅各布·利特尔一样，德鲁也热衷于这场大游戏本身，迷恋于战胜对手所带来的那份陶醉和兴奋。虽然德鲁穿着和谈吐都很土，笑起来像母鸡刚下蛋时的咯咯声，但很快就没有人再怀疑他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了。“我们曾经说过他是诡秘而又难以捉摸的，”他同时代的作家兼投机商福勒写道，“用诡秘和难以捉摸还不能完全形容他，实际上他像狐狸一样狡猾……20年里，华尔街的猎人一直在跟踪他的行踪（当然他现在沉默了，当人们在低沉的哀乐中将他埋进墓地后，他终于沉默了），可总是被他无穷无尽的诡计所蒙骗。”

一天，德鲁走进纽约市最有名的绅士俱乐部——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时，他耍了个典型的诡计。他像正在找人，看起来似乎很生气，几次从口袋里掏出大手帕来擦汗。这时，一张纸片从他的口袋中掉了下来，而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当他离开俱乐部后，其他在场的经纪人立刻捡起了那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论在什么价位，你能买到多少奥什科什股票（Oshkosh）就买多少。”

根据亨利·克鲁斯的回忆录记载，奥什科什是家铁路公司，在当时被认为严重高估，股价将会马上下跌。但是这些经纪商根据纸条推测，德鲁肯定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奥什科什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购买了3万股奥什科什股票。他们非常小心地从那些德鲁从没有用过的经纪人手里购买这些股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这些经纪人正在为德鲁工作。于是，股票价格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狂跌。

1836年德鲁成立了德鲁-罗宾逊经纪公司，3年之后他卖掉了牛头旅馆，从此专心致志地参与到这场大游戏之中，并将其作为终身职业。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华尔街最主要的玩家之一。到那个时候，美国经济也从1837年的大恐慌带来的低迷中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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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终于在1843年结束了，但经济复苏的进程依然缓慢。直到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新的领土，经济才快速发展起来。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则真正改变了整个国家和经济的性质。

1848年1月24日，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正在检查他建造的水渠。这条水渠从美洲河引水来推动磨坊水轮，水渠把河水引到了一架水车的顶部。前一天晚上，他开始用引来的水冲刷新设备里的碎片，此时，他突然发现“像豌豆一样但只有豌豆一半大小”的东西在水里闪闪发光。“我的心立刻怦怦地跳了起来，”后来他回忆道，“当时我就确信那一定是金子。”“孩子们，”他对他的工人说，“感谢上帝，我们找到金矿了。”

他们确实找到了。

美国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实际上是发生在美国的领土外，而不是在美国本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极为奇特的事件[85]。1848年2月2日，在签订了《瓜达卢佩伊杜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之后，墨西哥战争的停战协议才真正达成。但直到5月30日，也就是在马歇尔的大发现之后4个月，美国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并豁免了墨西哥对美国的债务，美国的星条旗才真正在美国的西南部飘扬起来。

19世纪中期，黄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英格兰银行在1821年采用了金本位制[86]，宣布它可以按照每盎司黄金兑4.247731英镑的价格对黄金和英镑进行不限量的兑换。在19世纪英国主宰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很快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英镑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大部分国家只得实行盯住黄金的汇率制度，至少出于国际贸易的原因它们也不得不如此。

金本位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在金本位制下经济几乎不可能发生通货通胀。假如一个国家发行了太多纸币的话，纸币就会相应的贬值，随着人们拿纸币兑换黄金，黄金就会随之从国家的国库里流出。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会受到在背后支持货币发行的黄金数量的限制。黄金数量减少，货币供应就会相应减少。在英格兰，只有英格兰银行有权发行纸币，因此国家很容易控制货币供应。

但是联邦政府并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因此也没有发行纸币。联邦政府的货币供应仅限于各种铸币，包括按照20.66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例而发行的金币。当时美国的“纸币”则是由数以千计各州批准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这些银行良莠不齐，从完全可靠的信誉卓越的银行到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无所不有。通常这些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离它们的发行地越远就越贬值，出版商们甚至出版了《银行券识别指南》，告诉人们哪些银行券是可靠的，哪些银行券的价值值得怀疑。

在19世纪早期，美国并不是出产黄金的主要国家。就在淘金热的前一年，即1847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只有4.3万盎司，而且大部分是开采其他金属时的副产品。但是第二年，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美国的黄金产量达到了48.4万盎司，1849年产量为193.5万盎司。到1853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已经超过了314.4万盎司，价值6500万美元。

随着大量黄金突然注入经济之中，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整个国家呈现一片大繁荣的景象。作为经济活跃程度标志之一的财政收入，在1844年只有2900万美元，到了1854年已经超过7300万美元。

尽管詹姆斯·马歇尔和他的工人们想尽力保守他们发现金矿的秘密，但不用说，他们遗憾地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抱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冲到山上，旧金山几乎完全被人遗弃了。由于加利福尼亚离东部很远（直到1861年，电报才通到加利福尼亚），这个消息数月之后才传到东部海岸。1848年12月8日，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87]给国会发布咨文，称发现金矿的传闻是真实可靠的。在发布咨文的同时，他带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据——一块20磅重的金块。这块金块足有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价值5000美元，这在当时够一个大家庭过上两年多的舒适生活。

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状态。1849年有9万人浩浩荡荡奔赴加利福尼亚，第二年又是9万人，整个国家的重心迅速向西倾斜。

黄金的流入扩大了货币供应并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元，经济在黄金的带动下也迅速繁荣起来。在18世纪40年代曾经不愿染指美国证券的外国投资者现在一窝蜂地开始购买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1847年，美国对外负债为1937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短短10年之内，美国的外债总额翻了一番。

随着铁路向西部密西西比河流域大规模地铺设，美国的铁路总长增加了1.5倍。生铁产量从1850年的6.3万吨激增到1856年的88.3万吨。煤产量也翻了一番多。

即使大批的移民和淘金者向西开进，纽约依然是整个国家金融和商业系统的中心。《路易斯维尔快报》（Louisville Courier）在1857年写道：“这个巨大的金融心脏（指纽约）的每一次跳动，从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区，都能感受得清清楚楚。”各州的银行为了方便它们的客户在纽约从事业务，都在纽约的银行存有一笔同业存款。这些资金在1840年只有800万美元，到了1857年已经高达5000万美元。几乎所有国外对于美国证券的投资都要通过纽约，纽约的商品经纪商则帮助国外进口商购买美国南方的棉花和西部的小麦。纽约的银行家和商品经纪商都在美国南方和欧洲之间的棉花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于当南北战争爆发以后，纽约市市长佛南多·伍德（Fernando Wood，人们对他的评价很低，因此没有人真正在乎他）建议纽约市也从北方联邦分裂出来。

整个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华尔街得到了反映，即使是一些投资价值令人高度怀疑的矿业股票在场外市场的交易也非常活跃。为了使矿业股票交易更加规范，矿业交易所（Mining Exchange）很快就建立了起来。虽然股票交易量大幅上涨，尤其是在场外交易市场，但股票价格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恢复而上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段时期美国证券的供应量迅速增加。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中的公司并购数量和此前整整半个世纪的一样多。从1851年到1853年，纽约市新组建了27家银行，总资本是1600万美元，这些资本大部分是从华尔街上筹集到的。

到1856年，有360家铁路股票、985家银行股票、75家保险公司股票、几百种的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地方债券和联邦债券一起加入到了交易之中。但是这些证券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原因是交易所拒绝接受新的、未被市场检验过的证券。在每一个历史变革和经济形势乐观的时候，新股票都是投机者的至爱。因此，一方面，证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稳稳地停留在6000股的水平，另一方面，场外市场的交易量却大幅增长，经常超过7万股的数量。

1850年的证券交易所。股票拍卖在重修的商人交易所内举行。此时，经纪人们仍然有真正的“座位”（也就是“席位”）。

1857年，整个华尔街一片喜气洋洋，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气息。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段黑暗日子已完全被人们抛到脑后，大批涌到华尔街来淘金的新交易商对于那段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像每一个华尔街的繁荣时期一样，就在一夜之间，有的人暴富，有的人则沦为赤贫。那一年，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 Francis Train）用一首打油诗讲述了他在华尔街上的经历：

星期一，我开始经营房地产公司；

星期二，不管怎么算我还欠着100万；

星期三，我富丽堂皇的宫殿开始修建；

星期四，我开始了全新的幸福生活；

星期五，我举办了盛大的舞会；

星期六，破产了——我又一无所有。

刚到华尔街和纽约的人特别容易受到这里“来也容易去也容易”的氛围的影响，甚至一些已有一定声望的华尔街人也不例外。罗伯特·斯凯勒（Robert Schuyler）是菲利浦·斯凯勒将军（General Philip Schuyler）的孙子，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外甥，他当时担任哈莱姆铁路和纽黑文铁路的总裁。1854年夏季，在对纽黑文铁路的会计审计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斯凯勒向股东和记者保证，这些问题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保证，但是进一步的检查却发现，除了其他无数的不轨行径以外，斯凯勒还私自秘密印刷了2万股纽黑文铁路的股票，并且已经将股票脱手，并把200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些钱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这2万股股票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掺水股”了。但是，等到这个消息公开的时候，斯凯勒已经携巨资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逃亡之路。他一走了之，至死也没有被绳之以法。在当时的华尔街上，斯凯勒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骗术高明的巨骗了，但他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到1857年年中，繁荣的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的迹象了。“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美国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先驱报》的创建者和出版商詹姆斯·戈登·贝纳特（James Gordon Bannett）在6月27日写道，“……政府腐败，公共诚信缺失，各种纸面富贵。人们疯狂地抢占西部的土地、城镇和城市。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不管是赚来的还是借来的，都花在豪华的住宅和高档的家具上；为了一时的攀比，女暴发户把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丝绸、鞋带、钻石和所有昂贵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上——而这些只是当时太多罪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这些贪婪的罪恶是一回事，现实的经济数据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到这个阶段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已经趋于平稳，曾经大大刺激美国出口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谷物的歉收也已经结束。6月份的《纽约先驱报》写道：“我们的码头塞满了船只，大部分的船只都没有活干，有活干的船只所收取的费用也低得可怜。”同时一家波士顿报纸也指出，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同样处于痛苦挣扎的境地——因为没有市场需求，6000架棉纺机只能闲置在那里。

雪上加霜的是，在夏季和早秋，资金往往会流出纽约的银行，这是由于在这个季节，西部的农场主为了支付收割的费用和偿还贷款，会从当地的银行提走他们的存款，从而迫使这些银行将它们存在纽约银行里的资金调回。所以每逢8月份，纽约的资金供应都非常紧张。8月中旬，《纽约先驱报》写道：“市场上有大量摇摇欲坠、急欲抛出的股票，但找不到一个买家，看不到任何需求。”

8月19日，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Michigan Central Railroad）的总裁埃德文·C·利奇菲尔德（Edwin C.Litchfield）辞职，理由是“想在个人事务上花更多时间”。即使在1857年，这样的借口一般也被看成是“公司有了大麻烦”的另一种说法。密歇根中央铁路的股票率先下跌，受其影响，另外几家主要铁路的股票也开始下跌。8月7日，密歇根中央铁路股票价格是每股85美元；到8月29日，每股只有67美元。伊利铁路从每股34美元跌到了每股21美元；纽约中央铁路从每股83美元跌到了每股74美元。很快，密歇根中央铁路就被国家接管了。

8月24日，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Ohio Life Insurance Trust Company，从它的名字看虽然不像银行，但实际上是家银行）纽约分公司停止营业，宣布破产。大量的欺诈行为很快被揭露出来，该公司在辛辛那提的总部也很快宣布停止营业。股价在4天之内下跌了85%，它的储户在银行外面排成长队，希望能侥幸取回一点点原来的存款。当地的一家报纸引用了当时刚刚出版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operfield）中的话，写道：“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着奇迹出现’。”

华尔街上的经纪商和投机商中比较脆弱的人开始破产了。8月27日，雅各布·利特尔由于不能偿还债务而第四次破产，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破产。9月，实力稍逊的银行开始走向破产，9月12日，市场遭受了又一次沉重打击，“中美洲号”（Central America）蒸汽船在好望角外遇到飓风袭击而沉没，船上400名旅客全部遇难，船上装载的价值160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黄金也随之沉没，对华尔街来说，后者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冲击。

虽然当时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要到第二年才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实际上，第二年它投入使用仅两周后就无法工作了），但伦敦和巴黎市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纽约市场的困境，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危机随之爆发。当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开始保护自己的货币时，欧洲市场上的利率立刻飙升。因此，欧洲投资者立刻抽回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资金，以购买更安全的国内证券。

到10月中旬，美国的大部分银行和纽约所有的大银行都停止支付黄金。实际上，这些银行宣布银行放假而暂停营业，经营状况还比较良好的银行则利用这个机会增加铸币储备，有条不紊地提前收回贷款。华尔街最糟糕的一段时期终于过去了，到12月时，银行已经能够重新用铸币支付了。

但是，这场危机带给纽约金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半的纽约经纪商都走向了破产，另外还有985名纽约商人破产了，留下了1.2亿美元的债务，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正如它当初迅速地出现，短命的矿业交易所也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街边交易场所又变成了一座不见人影的“空城”。甚至许多度过了1837年恐慌的实力雄厚的经纪商，在这次危机中也被击垮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前一次恐慌中，他们除了证券经纪业务之外，还有其他业务，但是在1857年，他们已经没有其他业务了。

在许多经纪商离开证券经纪业之后，多年来一直像个封闭俱乐部一样运作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现在又有席位可供出售了，一些年轻而更有闯劲的经纪人加入了进来。像亨利·克鲁斯、伦纳德·杰罗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奥古斯特·斯盖尔等，他们将不再局限于华尔街那种古老的家庭作坊式的运作方式，他们将给华尔街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当时正在进行的南北战争给这些华尔街的新生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随后在这里发生的将是“牙齿和爪子上都沾满了鲜血”的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历史正在拭目以待这一切将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第五章　“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1857年～1867年）

[译者题注]

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在随之而来的无比繁荣的牛市中，“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

译者导读

·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南北战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0年中美洲最大的军事冲突之一，它的规模和破坏力是巨大的，而同样影响深远的是，如何满足这第一场现代战争的巨额资金需求，也为此后的战争融资提供了经典范例。华尔街帮助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融资，使它最终战胜了因大量印钞而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的南方。成功引导北方走向胜利的华尔街，也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金融需求的催生下，走向了繁荣的牛市。在南北战争的4年中，华尔街的规模扩张了几十倍。

·从私募走向公募：传统上，政府为战争进行融资，主要依靠征税和大量印钞，这是南北方政府同时能想到并做到的。而华尔街上年轻的银行家——库克为北方政府所做的是南方政府所没有想到的。他没有采用传统上私下向银行和经纪商出售债券的方式，即私募发行，而是革命性地通过华尔街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即公募发行。他告诉普通美国人，购买这些战争债券不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到战争后期，库克出售国债的速度已经超过北方政府为战争花钱的速度。而与此同时，严重依赖印钞票支付战争费用的南方政府，面对相对于战前高达9000%的通货膨胀率无奈地接受了战败的结局。

·南北战争对美国和对华尔街的影响同样深远。具有绝佳讽刺意味的是，在成千上万战士在前线失去生命的同时，一夜之间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资本市场的华尔街使得纽约成为一个繁华都市，“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前所未有的牛市不仅给纽约人带来了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生活，各种交易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华尔街上，场外交易所的交易量甚至一度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有趣的是，因为日进斗金的经纪商们忙忙碌碌穿梭在华尔街上，没有时间有规律地用餐，无意中造就了现代美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快餐文化。

·这段历史时期，华尔街上出现了一位典型的自我奋斗式的英雄——范德比尔特。这位16岁就向母亲借钱购买了第一艘驳帆船的冒险家，在航运事业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航线远至中美洲和欧洲。巨额的财富并没有使范德比尔特裹足不前，在将近70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铁路出现了。他毅然决定涉足铁路事业，尽管他曾在一次铁路事故中差一点被这种在当时还远不能称得上完善的新生事物夺去了生命。

·范德比尔特开始在华尔街上囤积铁路股票。依靠无与伦比的财力和超人的智慧，从未涉足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最大的一次股票围歼战中傲视群雄，成功地击败了最老练的投机商，从而一举确立了他在华尔街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随着铁路控制权大战愈演愈烈，他将不得不面对同样老谋深算的德鲁和另外两个年轻的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他们即将在华尔街共同演绎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搏斗。

中国有句古话：战争是由银子堆出来的。虽然单场战役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战斗时使用的策略、火力、勇气和运气，但从长远看，战争的最终胜利几乎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将其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的一方。

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的第一次大冲突，也是拿破仑陷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冲突，其规模是空前的，也预示了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初期人类将要进行的全球范围的决战[89]。因此，南北双方都面临着战争时期前所未有、也无法预知的财政需求，都不得不想出办法来满足这一巨大需求，同时不对原本的经济结构造成过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联邦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而南方邦联未能做到，这对战争的最终结果起了重大的影响。

从一开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由于从1857年开始的大萧条，此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已经连续4年出现赤字，主要靠短期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1857年联邦政府只有2870万美元国债，186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480万美元。1860年12月，当南方各州开始一个一个地宣布脱离联邦的时候，国库中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

1860年12月，联邦政府平均每天的费用支出只有17.2万美元，但是到了1861年的初夏，当战争打响的时候，每天的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了这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1861年12月，北方地区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几天后联邦政府也被迫如此。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一片恐慌。“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林肯说，“我该怎么办？”

为大规模的战争进行融资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政府提高税收。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征税的范围几乎包含了任何可以征税的东西，个人所得也第一次被列为课税对象，大约21%的战争费用是通过税收支付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美国税收总署（IRS）的前身——美国税务总局（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南北战争中最大的传奇之一。

第二种方法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所谓的“绿背纸钞”（简称绿钞）[90]，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13%，并引发了战时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000%。

绿钞的发行给华尔街带来了意想不到但却十分有意思的影响。当绿钞和金币同时流通时，最古老的经济规律——格雷欣法则[91]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开始发挥作用了。当时虽然法律规定了绿钞和金币可以平价消费，但消费者在实际支付中总是首先选择使用绿钞，而不使用金币。金币很自然地从流通中消失，而被藏于千家万户的床垫下。但是金币在某些流通环节中是必需的，例如缴纳关税。（联邦政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绿钞，但对自己却网开一面。）于是，华尔街上立刻出现了黄金交易和黄金投机。在开始的时候，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在交易所里进行黄金交易，但是，人们发现，当北方军队取胜时，黄金的价格就下跌，当南方军队取胜时，价格就上升，交易所委员会据此认为黄金的交易行为不够“爱国”，于1862年停止了黄金交易。为了满足对黄金交易日益增长的需求，场外经纪商很快将吉尔平新闻办公室（Gilpin’s News Room）作为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这个交易所显然是以其中一名组织者的名字命名的。它于1863年正式营业，任何人只要支付25美元年费就可以成为它的会员。

如同证券交易所一样，吉尔平交易所的黄金价格也与联邦军队的战绩是相反的走势。在葛底斯堡战役[92]前夜，287美元的绿钞只能兑换100美元的黄金，创下了绿钞价格的新低。不用说，黄金的价格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除了人们在一些必要的贸易环节和缴纳关税时需要用到黄金并因此与黄金的价格休戚相关以外，华尔街上数以百计的黄金投机者也希望通过预测双方军队的胜败来投机黄金以谋取暴利。只要比公众早几分钟得到前线的消息，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投机商们经常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同时安插为自己刺探消息的代理人，也因此经常比华盛顿更早、更清楚地了解即时战况。事实上，华尔街早于林肯总统知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

葛底斯堡战役。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来源：维基百科）

黄金投机商为了在黄金投机上获利，经常毫无感情地把赌注压在北方军失利一边，他们因此受到广泛的抨击和谴责。媒体经常称他们为“李将军[93]在华尔街的左路军”，林肯总统则公开诅咒“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应该被砍掉”。但是黄金交易商们无暇顾及这些批评，对于他们中的幸运者和投机高手来说，此时有太多的钱等着他们去赚。

在当时，黄金从卖方转交给买方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在发生了几起大的黄金抢劫案之后，纽约银行开始充当黄金保管人，保证黄金安全地在银行内部转手。即使这样，风险依然存在。1865年，曾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过一个席位且信誉良好的凯特汉姆父子公司（Ketchum，Son & Company）伪造了纽约银行几百万美元的黄金汇票，并且成功地提出黄金，一走了之。

1864年6月17日，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经纪商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非法。这条法令除了关闭吉尔平交易所并将交易者驱赶到大街上之外，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加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很明显，这个结局并不是国会想要的，所以仅仅两个星期之后这条法令就被废止了，吉尔平交易所又重新营业，而投机依然和以前一样疯狂。包括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利维·P·莫顿（Levi P.Morton，后来当选为美国副总统）、贺瑞斯·克拉克（Horace Clark）、范德比尔特的女婿在内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和华尔街人士都意识到黄金交易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在当年10月，他们一起创建了纽约黄金交易所（New York Gold Exchange），它很快被人们称为“黄金屋”。

据当时的人回忆说，这个黄金屋像一个“阴冷潮湿而充满怪味的大洞穴”，屋里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用来显示黄金的当前价格。这个指针稍微动一下，就有黄金交易商发财或夭折。虽然黄金屋已经比先前杂乱无序、充满投机的吉尔平交易所（它在黄金屋开始运作以后就关门了）进步了很多，但对于那些心脏或神经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这个地方依然使他们望而却步。

为战争融资的第三个方法是借款。联邦政府也的确这样做了，并且借款的规模超过了此前任何其他国家的想象。1861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6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27.55亿美元，增长了42倍之多。战前政府支出总额从未超过7400万美元，但到了1865年，仅利息支付一项就是战前政府支出总额的两倍多。

联邦军队在布尔溪战役[94]遭受惨败几天之后，财政部部长萨蒙·P·切斯（Salmon P.Chase）亲自到华尔街以7.3%的年利率发行5000万美元的债券，他选择这个利率显然是为了使100元面值的债券每天能产生两分钱的利息。虽然他筹集到了这笔钱，但切斯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笔资金对当时的华尔街银行来说已经很难负担，而对于政府的长期需求来说，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显然，原来的借款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府需要了。幸运的是，陪伴财政部部长去纽约的是一个名叫杰·库克（Jay Cooke）的年轻银行家。库克的父亲是个律师兼国会议员，库克在俄亥俄长大，此后定居费城，就在南北战争打响时，他在费城开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私人银行。于是联邦政府请库克（他的父亲和切斯是老相识）作为代理人来帮助发行一系列5～20年期的新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在5～20年之内赎回，年利率6%，用黄金支付。

库克改变了以往把债券私底下出售给银行和经纪商，再由这些银行和经纪商将债券作为储备持有的传统模式。这一次，库克在报纸和传单上广泛宣传要发行的债券，并说服财政部将这次发行的债券面值缩小到50美元。他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告诉美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购买这些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债券销售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除了富人以外，一般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是库克使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结束时，库克卖国债的速度已经比政府战争部花钱的速度还快。

随着大量债券的流入和大量债券持有者加入到金融市场，华尔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尽管股票市场在战争爆发时狂跌——股票市场几乎总是这样，但投资者随后开始意识到战争将旷日持久，不仅可交易证券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而且政府大量的支出将流向诸如铁路、钢铁厂、纺织厂和军工厂等公司，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入华尔街，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要从华尔街获得急需的资本。

华尔街历史上最繁荣的牛市即将开始。

[89]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90]绿背纸钞（Greenback），当时联邦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由于背面呈绿色，因此被称为“绿背纸钞”。—译者注

[91]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指使用者保留贵重的货币，而优先选择使用价值低的货币。托马斯· 格雷欣（Thomas Gresham, 1519~1579），英国金融家，皇家证券交易所（Royal Exchange）的创始人。—译者注

[92]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美国内战后期，1863年7月初，南北两军在葛底斯堡会战，北方军胜利。在该会战前，北方军节节败退，会战胜利后，北方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进行反攻。—译者注

[93]罗伯特· 爱德华· 李（Robert Edwin 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将领，曾在公牛溪战役（1862年）、腓特烈斯堡战役（1862年）及钱瑟勒斯维尔战役（1863 年）中大获全胜，后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尤利西斯·S· 格兰特将军投降（1865 年）。—译者注

[94]布尔溪（Bull Run），位于弗吉尼亚东北部的一条小溪，是南北战争期间两次重要战役的发生地，两次战役均以南方获胜而告终。—译者注

*　　*　　*

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伦敦资本市场。在这疯狂的增长之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依然在每天的上午10点30分和下午1点举行两次竞价拍卖，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交易需求了。其他的交易所也随之开始涌现出来，吸收这些过剩的交易量，就像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华尔街牛市时期一样。其中有一个名称不雅的“煤洞（Coal Hole）交易所”，起先只是在地下室进行交易，但很快它的交易额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863年以前被称做常规交易所（Regular Board），1863年以后改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煤洞交易所在1864年重组为公开经纪人交易所（Open Board of Brokers），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但对华尔街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抛弃了原先证券交易所惯用的那种坐在自己席位上的“绅士式”拍卖方式（纽约证券交易所此时还采用这种交易方式），而采取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经纪商可以在交易大厅不同的指定位置同时进行不同证券的交易，这些位置仍然叫交易席位（或称交易台或交易柱）。这来源于路边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因为在路边交易市场上，交易商们聚集在不同的街灯灯柱旁进行不同股票的交易。

这种新的交易系统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加准确地知道市场价格，而且也使交易量大为增加。到1865年，公开经纪人交易所（重组后的煤洞交易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0倍之多，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次遇到了对其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地位发起真正挑战的对手。它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以前在华尔街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交易所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

据估计，到1865年，华尔街的年交易量已达到了空前的60亿美元。“很多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000美元的佣金，”詹姆斯·K·迈德伯瑞在1870年指出，“在当时，1500美元相当于一个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全民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办公室挤满了人……纽约从来都没有这么繁荣过。百老汇停满了车，时尚女装的经销商、服装生产商和珠宝商都大发横财。在周末的第五大道和平日的中央公园都会举行各种盛大而精彩的露天表演，从来都没有如此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和盛大的舞会。城市的大道被各种华美和奢侈的物品装点，让人惊叹不已。终于，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与此同时，在真正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战士在这场内战中死亡，阵亡人数超过了以前全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受1857年大崩溃影响而倒闭的矿业交易所在1870年重新开业了，而且很快就开始大量交易诸如乌拉乌拉古尔奇黄金开采及加工公司（Woolah Woolah Gulch Gold Mining and Stamping Company）之类的股票。其中有些公司是合法的，有些则完全是骗子公司，有些则兼而有之。当时的一个华尔街人士报道说，一个叫做加纳·希尔（Garner Hill）的公司以高价发行100万股，首次募集资金达到160万美元，公司早期的投资者除了最早投入的3万美元和后来扔进去的7万美元应急费用外，可以净赚150万美元。

另外一个交易所——石油交易所（Petroleum Board）也在1865年成立，当时，为开发宾夕法尼亚州油田而成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石油交易所就是用来交易这些公司股票的。爱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于1859年第一次在宾州开采到石油。由于石油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其未来前景还不明朗，有人认为石油未来的主要用途将在医药或者化妆品方面，例如可以用来制造发油等。这些不确定性增加了石油交易所的投机性。

许多经纪人并没有正式组织来开展业务，有人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当市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常常从市场中消失了，只剩下那些两手空空的债主。1857年出现的一个新词——街头流浪者（guttersnipe），就是用来形容那些场外经纪人的。但是，到了1863年，他们在场外的交易量已经多达每天100万股。

在这种交易的狂热中，经纪人中午不再有时间回家吃饭，而南北战争前他们每天可以有规律地回家吃午饭。为了满足经纪人在紧张工作中吃饭的需求，快餐店第一次出现了，从此快餐店成为每个美国城市商业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美国人的快餐情结正是从华尔街开始发展起来的。并且，100年之后，也正是通过在华尔街上市，快餐业才在20世纪60年代从夫妻店发展为全国性的连锁店。

当白天的正常工作时间结束，大街上的交易由于天黑无法再进行的时候，经纪人们就转移到纽约北城的非正式交易所（其中最主要的交易所坐落于麦迪逊广场纽约最时尚的酒店——第五大道酒店）进行晚间交易。有一段时期，纽约可以一天24小时进行交易，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再也没有发生过。

由于同时有很多交易所进行交易，经纪人和投资者数量也不断膨胀，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几乎根本不存在。南北战争前华尔街还只是一个小地方，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并不需要很正式的市场监管，就像在自家后院举行橄榄球赛一样，大家自觉遵循同一规则。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人人为己，概不退货，买者当心”成了这场新游戏的唯一规则。

这时候，另外一些新人物被吸引到华尔街来了，这些人的名字我们至今还很熟悉，他们中有些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有些人的影响至今尚存，例如约翰·托宾、伦纳德·杰罗姆（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祖父）和他的兄弟阿迪森、弗兰克·沃斯（已故戴安娜王妃的曾曾祖父）、亨利·克鲁斯、J·P·摩根、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科。但是有一个人，即使是在这些历史巨人之中也赫然屹立，傲视群雄，他就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他既不是一个经纪人，也不是银行家，他从来不做投机活动，甚至基本上不涉足华尔街。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成了这场大博弈的最重要的参与者。

范德比尔特于1794年出生于纽约斯坦顿岛上，他的父亲在斯坦顿岛上拥有一块农场，站在农场上可以俯视纽约湾。他的父亲供养着一大家子人，并不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在范德比尔特的幼年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他出生时就很强壮活泼，6岁的时候，在一次和比他大两岁的隔壁家童奴的赛马比赛中，他差一点把自己的马淹死了。（虽然在那个时代种族歧视相当普遍，但范德比尔特绝不是一个势利的人，更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在晚年，他已经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但当再次遇到童年时代的玩伴时，他邀请这位已经成为卫理公会派教徒[95]的朋友到自己家中，并且盛情款待了他。）

虽然范德比尔特很聪明，但是他对于那些抽象的理论非常厌烦，尤其那些在18、19世纪之交十分常见的生搬硬套、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更是让他无法忍受。尽管他在学校待了6年，远远超过大多数他的同龄人，但他还是没有掌握那些烦琐的英语语法和单词拼写。后来，他以多次严厉批判这种教育模式而闻名。

范德比尔特。他本对华尔街的游戏没有什么兴趣，但在被迫参与后，他在游戏中表现出来的高超手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死时是美国最富有的人。

他在16岁时就渴望开始自己的事业。一次，在里士满港口一艘待售的帆驳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机会。蒸汽机出现以前，由荷兰人引进的这种帆驳船是纽约港主要的运输工具，平底双桅杆的帆驳船最长可达18米，宽7米，有足够的空间来装载货物。由于吃水浅，它们几乎可以在纽约的任何水域自由航行。

范德比尔特向他的母亲借了100美元来购买这艘帆驳船，这在1810年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母亲和他作了一个很苛刻的交易，母亲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在他生日以前把一块未经开垦的8英亩土地清理干净，并且犁好种上作物，她就会给他钱。当时离他的生日只有4个星期了，但范德比尔特把一些邻居小孩组织在一起及时完成了这个任务。

范德比尔特在他晚年回忆说：“当我在60年前的5月那个明亮的早晨，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帆驳船，升起帆，把手放在舵柄上的时候，我有一种真正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甚至比我后来在哈莱姆逼空战役中挣到200万美元时还要强烈。”范德比尔特的职业生涯是从在斯坦顿岛和曼哈顿之间运送旅客开始的，很快他就成为这个港口公认的最可靠的船长。在第一个运输旺季结束的时候，他不但还给她母亲100美元，还多给了她1000美元。

1812年的战争确保了范德比尔特事业的成功。军队需要他们能够完全信任和依赖的船运商向保卫纽约港的要塞运送物资，虽然范德比尔特的报价与其他运货商的报价相比并不是最低的，但他们还是和他签了合同。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情况下，纽约的船运生意并不是靠合同就能保住的，更准确地说，是看谁先抢到生意，然后还要有办法保住它。范德比尔特很快就证明了他的厉害，他身高1.83米，远远高于同时代人的平均身高，他肩膀宽阔，直到中年还强壮无比。在1844年他50岁的时候，他率领亨利·克莱[96]的支持者沿着百老汇游行，当一个绰号是“扬基沙利文”（Yankee Sullivan）的坦慕尼派强硬分子（他同时也是当时纽约最好的拳击手）上前抓住他的马缰绳时，愤怒的范德比尔特从马上跳下来无情地痛打了他一顿。

到1817年年底，范德比尔特估计他已经有了9000美元，同时他还拥有数目可观的一支帆船运输队，但他还是时刻关注着任何新出现的变化和机会。他很快就在蒸汽船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他卖掉他的帆船，开始为托马斯·吉本斯（Thomas Gibbons）工作，成为吉本斯一艘名为“斯托廷格”（Stoudinger）的蒸汽船的船长。这艘蒸汽船船体很小，绰号“老鼠船”，航行于纽约、新布朗斯维克和新泽西三个港口之间。

在当时，吉本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纽约州政府把在纽约水域经营蒸汽船航运的垄断权授予了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他出资建造了第一艘成功进行商业化运作的蒸汽船——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的“克莱蒙特号”（Clermont）]。立法机构还傲慢无理地将利文斯顿的经营水域定义为从纽约水域一直延伸到新泽西海岸涨潮时的高位水线。不用说，大部分人都对这项垄断立法不满。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天才的舰船设计师，他说服了吉本斯根据他自己的设计建造了一艘更大的蒸汽船，并且将这艘船命名为“贝娄娜号”（Bellona），贝娄娜是罗马女战神的名字，当时的纽约人深谙历史，马上就明白了其中之意[97]。

一方面，范德比尔特每天驾驶着“贝娄娜号”，机灵地躲避着来自利文斯顿的追捕，另一方面，吉本斯在法庭上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利文斯顿公司曾经设法贿赂范德比尔特，允诺只要范德比尔特改变立场，公司就会给他每年5000美元的高额年薪，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我将会一直陪伴吉本斯先生渡过难关”。范德比尔特被人冒犯时，一定会无情反击，尤其在他被别人出卖时，他更是冷酷无情，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一个同时代的人这样写道：“他说到做到，同样，他的恐吓和威胁也言出必行。”

1824年，吉本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取得一致意见，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宣布利文斯顿的垄断违宪，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对跨州商事有裁决权。这一案例，史称“吉本斯对决奥格登案”（Gibbons Vs.Ogden），无疑是最高法院作出的几个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它确保了美国经济向着真正的共同市场方向发展。虽然在当时“华尔街”的概念还几乎不存在，但范德比尔特等人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推动了华尔街甚至整个国家向前发展，这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现实世界中的最好例证。

范德比尔特为吉本斯工作到1829年，之后他自己也拥有了一艘蒸汽船。他的第一艘蒸汽船叫“卡罗琳号”（Caroline），以他姐姐的名字命名，这艘船最出名的事情是以从尼亚加拉瀑布上跌落而结束了它的航程，不过那已经是在范德比尔特把它卖出以后很久的事情了。在那个蒸汽机以“集体屠杀人类”而闻名的时代，范德比尔特从没有因为失火或者海难而损失过一艘船。到1840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船东了，美国《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称他为“船长”，同时代的人都这么叫他，历史上人们也这么称呼他。

范德比尔特总是一个最有力的竞争者。范德比尔特相信自己会比任何其他人更好、更便宜、更快地经营船队，所以他总是单枪匹马攻击一小撮船运商组成的卡特尔，而那个时代，卡特尔在蒸汽船领域里十分盛行。卡特尔经常发现，与范德比尔特竞争要比花钱让他离开昂贵得多。而范德比尔特也乐于接受用协议解决争端的方式，随后，他便带着他的船队换一个地方去和新的对手竞争。到1850年，他的商业活动领域已经扩展到了中美洲和欧洲，他甚至亲自开辟了一条穿越尼加拉瓜的航线。而在欧洲，他发现，甚至连他也竞争不过享受大量政府补贴的英国卡纳德海运公司（British Cunard Line）。到美国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可能已经拥有了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富。

但是，再一次，范德比尔特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另一个深刻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铁路的前景。“船长”长期以来对这项新技术有一种反感，他的这种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33年，当铁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他就和这个新生事物打过交道——他遭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起重大铁路事故，并且差点因此而丧命。事故发生时，火车在以每小时24英里（约40公里，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速了）的速度运行，范德比尔特所在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全部在这次事故中丧生，只有他幸免于难。他从车厢中被甩了出来，被火车拖了一段距离后，最后被甩到了路基上。他的几根肋骨摔断了，肺也被刺穿，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康复。

早在1854年，他就开始密切关注纽约——哈莱姆铁路（New York and Harlem Railroad）。这条铁路从纽约出发，延伸到和奥尔巴尼隔哈德逊河相望的一个地方。他会带着午餐，从铁路线的这一端骑马走到另一端，然后再返回。有一个售票员回忆道：“当我收完票以后，船长经常会缠着我问一些关于哈莱姆铁路的问题，比如，我们每天能运多少加仑牛奶，我们有多少机车，性能是否良好，农民是否爱护铁路等。”

在快到70岁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美国当时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就在这时，他决定放弃所钟爱的蒸汽船并开始涉足铁路事业。为此，他知道他必须来到华尔街，因为，哈德逊铁路和哈莱姆铁路的股票成为华尔街市场的龙头股已有多年。

[95卫理公会（Methodist），此教会以积极关心社会福利和公众道德而著称。—译者注

[96]亨利· 克莱（Henry Clay，1777~1852）， 美国政治家， 他曾在1824 年、1832 年和1844 年三次竞选总统，均未成功。—译者注

[97]意为范德比尔特下决心和利文斯顿斗争到底。—译者注

*　　*　　*

范德比尔特无疑是19世纪最伟大的铁路经营者，但他却从来没有修建过一条铁路。相反，他购买铁路，并以无与伦比的效率来经营、扩张，尽一切可能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限。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哈莱姆铁路既不重要，也没有前途，它于1852年建成，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是日趋衰落的乡村。南北战争前，这条铁路的客运收入仅有一年超过了50万美元，货运收入也只有在1859年超过了这个数字。即使以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这点收入也是微不足道的。1863年3月，《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在所有交易的铁路股票中，哈莱姆股票的内在价值最低。”

但是“船长”注意到了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纽约——哈莱姆铁路和在它西边几英里的竞争者哈德逊铁路，是仅有的两条能够直接通到曼哈顿岛的铁路，它们的铁轨直通到纽约市的心脏。哈莱姆铁路沿着第四大道，即现在的公园大道，最早的时候可以一直到达纽约的第26大街。但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很快就明令规定，那些危险而又污染空气的火车只能停在第42大街的北面，这也是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坐落在42街的原因。从纽约东面如纽约州或纽黑文过来的火车，必须向哈莱姆铁路付费之后，再通过它进入纽约市。而从纽约西边过来的火车则被哈德逊河隔断，停在特洛伊镇的南面，那时哈德逊河上还没有建桥。

范德比尔特亲自仔细考察了哈莱姆铁路之后，进一步认识到哈莱姆铁路的管理不善。怀着和开拓蒸汽船事业时同样的自信，他相信他能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效率来经营这条铁路并赢利。同时他还看到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州立法机构在授予哈莱姆铁路运营权的同时，还授权市政议会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哈莱姆公司经营纽约市内公交线路的经营权。于是，范德比尔特开始搜集筹码，买进哈莱姆铁路的股票。

要想从市议会获得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就必须像贿赂州议会一样贿赂市议会的议员。但至少市议会比州立法机构要小得多，因此贿赂成本也就低一些。市议会议员们无疑是被哈莱姆公司养肥了，而哈莱姆公司也因此获得了最好的公交线路的经营权：贯穿纽约最大最繁忙的街道——百老汇大街全程的线路，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家估计说，这条线路每年会有多达2亿人次的客流量。除了向市议会议员个人大量行贿之外（议员们当然还利用内部信息，用他们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哈莱姆股票），哈莱姆公司还答应把运营这条路线年收入的10%上交纽约市政府。

范德比尔特并没有参与哈莱姆公司的管理，但他一直在持续地买进股票，尽管很多华尔街人士认为哈莱姆是一只可以做空的好股票。福勒写道：“船长涉足华尔街的这浑水，他并不对自己所做的事保密，他只是平静地把看空哈莱姆的人抛出的大量股票收入囊中。”

卖空者在等待哈莱姆股票价格的狂跌，而且一度似乎获得了有利于他们的信息。1863年4月23日，授予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的法案得以通过，此时哈莱姆股票价格只有每股50多美元。到5月19日的时候，价格已经涨到每股116.875美元，但就在那天，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卖空哈莱姆。而在这个卖空狂潮的背后，最大的卖家就是范德比尔特的“老朋友”——丹尼尔·德鲁，他是哈莱姆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价格下跌到了80美元，但是范德比尔特继续买进。“每当有人卖空股票时，总有一只巨大的手伸出来把它们接住，它们随即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仿佛被锁进了一个巨大的铁盒子里。”

卖空的原因在6月25日开始明了，当天下午，市议会突然取消了他们两个月前颁给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哈莱姆的股价就像“一只被击中的鸟”一样直线下降到每股72美元，华尔街的卖空者满怀希望地等着范德比尔特第二天大出洋相。

但是第二天股票价格并没有下跌，相反它骤升到每股97美元，第三天达到了每股106美元。《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当天解释道：“哈莱姆股票的主要持有人是范德比尔特先生和他的朋友，只要卖空者愿意继续卖给他们哈莱姆股票，他们在银行里随时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而卖空投机者卖空的哈莱姆股票总数已经超过了哈莱姆的总股本。”

这些卖空投机者在卖空合同到期的时候，只好向范德比尔特购买哈莱姆股票来进行交割，最后，从没有涉足过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股票逼空战中击败了美国最老练的投机商。6月29日，星期一，当《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卖空者可能需要5万股股票才能履行合同的时候，原先卖空哈莱姆进行投机的市议会议员看到大事不好，立刻改变原来的立场，重新将公交线路经营权授予哈莱姆。范德比尔特于是允许股票价格下降到94美元，以便这些他将来还可能用得着的市议会议员以这个价格买到股票，以便让他们从卖空合同中解脱出来。

《纽约时报》对此显然很高兴，报纸上这样写道：“在这场较量中公众的同情心完全站在了范德比尔特这边，华尔街上的人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庆贺无耻的市议会操纵股票的企图彻底破产，并得到了加倍的报复。”

范德比尔特虽然放过了将来也许会有用的市议会官员，但对于华尔街上的投机商他就没有那么仁慈了。整个夏季，在卖空阵营的一片咒骂声中，他一点一点地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直到做空投机商最后以180美元的价格平仓。至此，范德比尔特不仅买下了哈莱姆铁路公司的控制权，而且他自己的财富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大笔。

与此同时，“船长”也在持续买入哈德逊铁路的股票，这条铁路沿着哈德逊河东岸一直延伸到东奥尔巴尼，在那里通过一个渡船连接到纽约中央铁路，该铁路平行于伊利运河延伸到布法罗。到1863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哈德逊铁路公司董事会成员，并且是最大的大股东之一。

显然，一些没有参与卖空哈莱姆股票的投机者认为，因为此时范德比尔特正身陷哈莱姆逼空战中，他们有机会利用哈德逊铁路股票做些文章了。正当哈莱姆股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哈德逊铁路股票的卖空袭击。他们卖空哈德逊，迫使对手增加保证金，制造恐慌，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降，企图最终在低位平仓以大赚差价。

范德比尔特立刻反击，他让他的经纪人买断市场上所有的“卖方选择权”（seller’s option）。在那个时候，股票买卖通常在做完这笔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交割，通常是10天、20天或者30天，确切交割的时间则由某一方决定。如果交割的时间由买方决定，称为“买方选择权”（buyer’s option）；如果交割的时间由卖方决定，称为“卖方选择权”。当时大部分的卖空操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通过借进股票来实施，而是通过卖出“卖方选择权”来进行。这些卖方和买方“选择权”有别于现代期权[98]。现在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都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去履行合约。

在买进了所有的卖方选择权以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事实上宣告了他们正准备逼空哈德逊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脑海里酝酿的计划比逼空更为高妙，正如金融家罗素·塞奇（Russell Sage）所说，范德比尔特将要证明“他之于金融，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

由于有哈莱姆股票战役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对此“船长”并没有辟谣，相反，他让他的经纪人与其他经纪人进行接洽，希望让他们帮他“倒”这只股票（turn the stock），这让那些投机商更加相信他们的猜测是对的。“倒股票”是股票逼空者可以以最少的现金实现买断股票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风险很高，要求有非常好的运气。“倒”股票时，股票的逼空者会先把股票卖掉，然后以稍高的价格从股票的买方手里买进“买方选择权”，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保存下来。但是，问题是股票的买方并没有义务为逼空者持有这只股票而不卖出，如果他认为逼空将要失败的话，正如事实上大部分逼空的结果一样，他会卖掉股票，而当他必须履行“买方选择权”的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再从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从中获利。

许多卖给范德比尔特“买方选择权”的经纪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并信心满怀地认为，范德比尔特是因为资金链行将崩溃，才这样铤而走险，于是，他们立刻把哈德逊铁路股票卖掉。但是他们错了，范德比尔特有足够的钱。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他们把股票卖给了实际上在为范德比尔特工作的经纪商，而根据合同的规定，他们必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将这些股票交付给范德比尔特。

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收网了。当合同到期的时候，卖空的投机商们到市场上去购买哈德逊股票，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因为所有的哈德逊股票都在范德比尔特的手里。股票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每股112美元飙升到每股180美元，范德比尔特开始要求那些投机商履行合同向他交付股票。这些可怜的倒霉蛋们只得面对市场上唯一的卖主，那就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生性宽宏大量，他并没有坚持让那些深陷于自己构筑的陷阱中的卖空投机商们立刻履行合同。反之，他愿意借给他们此时所必需的股票，但每日的利息高达5%。

就这样，正如格兰特将军夺取维克斯堡[99]，正如西半球最伟大的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决定了美国的命运，正如在纽约最大的一次暴乱后街道上陈尸累累，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的坎尼战争（Battle of Cannae）中扮演了汉尼拔[100]统帅的角色，他两次围歼熊市投机商，给他和他的同伴带来了3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这次逼空战也被公认为金融操纵史上的杰作。《纽约先驱报》在7月13日宣称：“华尔街市场上从未看到过这么成功的股票逼空。”

接下来第二年，法院裁定，除了30年前已经授予的公交路线的经营权以外，市议会无权继续授予任何新的经营权。而此时百老汇线路已经开工建设了，范德比尔特只好到奥尔巴尼去寻求帮助了。毫无疑问，他花了大量的银子，从州议会和州长那里得到了该法案将顺利通过的承诺。丹尼尔·德鲁和其他一些人也跑到了奥尔巴尼去为这个法案的通过作证。但德鲁本性难改，像以往一样，他又耍了一次两面派的伎俩。他私下里偷偷告诉议员，如果他们卖空哈莱姆股票，然后把这个法案“枪毙”掉，他们可以猛赚一笔。

德鲁的计划几乎就是前一年春天使市议会官员损失惨重的投机计划的翻版。纽约州政府的官员们怎么会被这样一个计划诱惑，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E·C·斯特德曼，19世纪60年代华尔街上的一位老手，在19世纪末回忆道：“在1864年的春天，奥尔巴尼的政客们应该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不到一年以前，纽约市的政客们是如何因为卖空这只股票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他们还是愚蠢地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仿佛范德比尔特曾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或许是这些政客通常密谋攻击的目标——公众财富——近来被保护得太好，使他们无法下手，或许在那个年代政客敲诈私人企业不如现在来得方便，或许他们经常在这样或那样的突袭中大获成功，并陶醉于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之中，以至于他们的智商降低到了一只刚刚尝过猎物鲜血的野兽的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范德比尔特富有得令所有对手都感到恐惧，但其资产的流动性还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那种程度。他手里持有大量哈莱姆铁路和哈德逊铁路的股票，但很不情愿用这些股票作为抵押来获取贷款。德鲁曾预测哈莱姆股票价格会迅速上升，现在看来是正确的。1864年年初，哈莱姆股票价格为每股90美元，到3月26日则已经涨到每股140美元。百老汇线路法案听证会委员会的报告似乎对该法案不利——这通常是一项法案将被束之高阁或否决的前兆，哈莱姆股票的价格立刻跌到每股101美元。如果议员们选择在这个价格把他们在高价卖空的股票买回来平仓的话，他们就已经可以赚取一大笔钱了。但显然，他们或者是没有听到过，或者是听说过但没有遵从过华尔街最古老的真理：看多的人——“牛”（bulls）能挣钱，看空的人——“熊”（bears）也能挣钱，就是贪婪的人——“猪”（pigs）不能挣钱。他们没有选择平仓，他们期望股价会跌到每股50美元。

范德比尔特悄悄地把他的同伴召集到一起，他们中比较出名的是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他们筹集了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然后开始买进市场上所有出售的哈莱姆股票。3月29日，哈莱姆股票在当天纽约交易所第一次拍卖的价格是109美元，在下午的拍卖中涨到了125美元。到4月底，这个数字变成了224美元，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被告知他们此时拥有13.7万股哈莱姆股票，但哈莱姆股票总共才发行过11.1万股。差额部分是空头们多卖空的股票。

福勒写道：“500个强人，他们头脑聪明，深谙生财之道。”但是他们现在深陷于范德比尔特的陷阱之中。当被问到下一步他会怎么做时，范德比尔特怒吼道：“让股价升到每股1000美元。”

幸运的是，伦纳德·杰罗姆劝说范德比尔特发一点仁慈来缓和一下，这样对他自己也有利。他告诉范德比尔特，如果哈莱姆股票升到每股1000美元，华尔街一半的机构将会面临倒闭，造成的恐慌将如此巨大，以至于无人能预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船长”最信赖的经纪人亨利·克鲁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兴地写道：“在普照人间的自然之光的感召下，在杰罗姆富有远见的劝说和恳求下，像古埃及的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范德比尔特终于答应放了那些议员——允许他们以每股285美元的价格购买哈莱姆股票。”

第二场哈莱姆股票逼空战就这样结束了，而且以后永远也不会有第三场了。确实，对于当时整整一代华尔街人来说，“卖空哈莱姆股票”也就等同于“陷入困境”。

直到他1877年逝世，范德比尔特都一直享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誉和地位。1869年英格兰的《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报道说：“与其他所有的华尔街人相比，范德比尔特像一只具有皇家高贵气质和高尚品德的雄狮，屹立在豺狼和虎豹遍布的沙漠中。”

但是，即使在华尔街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范德比尔特却从来不属于华尔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而不是买卖铁路股票。1867年，在应邀成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之后不久，他很快就把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德逊铁路合并了。这样他就把自己推到了与伊利铁路直接竞争的位置上。伊利铁路同样从纽约起到布法罗止，只不过其沿途的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假如伊利铁路经营良好，范德比尔特无疑也不会过多在意它的存在，因为他有足够的竞争优势，会获得“一头雄狮”在这个运输市场中应得的份额。

但是伊利铁路很快就被掌握在丹尼尔·德鲁和两个年轻人——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的手中。在这“三驾马车”中，德鲁做事毫无顾忌，古尔德在金融方面是个天才，而菲斯科长袖善舞，他们的传奇至今仍在流传。他们三个的联手给范德比尔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范德比尔特迫不得已，决定到华尔街收购伊利股票来控制伊利铁路，这时，地狱之门打开了。

第六章
“谁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

（1867年～1869年）

[译者题注]

围绕伊利铁路的股权争夺战充满了硝烟和血腥，股市操纵者们肆意囤积股票，立法官员们则与他们狼狈为奸，而当时社会屡见不鲜的政府腐败和证券法规的严重缺失，使这一切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谁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

译者导读

·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集团的遭遇战是围绕着伊利铁路的控制权展开的。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伊利铁路共同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范德比尔特希望在这3条相互激烈竞争的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维持价格同盟。可是，对铁路运营毫无兴趣、一心只想靠操纵股市大发横财的德鲁控制着伊利铁路，使得范德比尔特的如意算盘每每落空。被德鲁惯用的欺骗伎俩彻底激怒的范德比尔特最终下决心再次动用他那曾横扫千军的百万美元——在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的股票。这揭开了伊利股票囤积战的大幕。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是多么彻底。当时美国最为富裕并且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更是如此。由于证券法律法规严重缺失，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而后者则竭尽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落，为其主子的投机活动效力。事实上，股市投机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竞相订立和随意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股市博弈的结果，更多地取决于立法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而德鲁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尔特还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已经指使他们控制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并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券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张崭新的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了，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德鲁和他的盟友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成功席卷了700万美元后逃离纽约。但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数月里，双方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

·硝烟过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个被疯狂的投机者和腐败的立法者搞得混乱不堪的博弈场时，终于意识到需要订立法律来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制度，尽管相关的法律还需要经过更多的股市阵痛才会真正来临——直到1929年股灾后，美国才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证券法》，不过，这已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华尔街历史上再也不会有第二家公司能像伊利铁路一样受投机者欢迎了。伊利铁路债台高筑，资本结构混乱不堪，政治化的路线设计，毫无章法的内部管理，公司诚信更是无从谈起——而在现代社会，公司诚信是任何公司的立身之本。伊利铁路的几个主要投机天才充分利用了伊利铁路的这些特点，一次又一次地把天真的投资者诱骗到伊利铁路这个圈套里来。

“狂热似乎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弗雷泽杂志》在1869年这样描述当时的投机狂潮，“一贯传统的商人们抛弃了他们一生遵从的原则，孤注一掷，一举买下好几百股；白领阶层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全都蜂拥而至，甚至在一个经纪行的广告中打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此吸引女人也参与到伊利股票的投机中。”

1872年，投机者们正在读股票自动报价机上的股票价格。借助大规模的债券发行和证券投机，美国南北战争迅速扩展了华尔街的规模，而股票自动报价机的发明则大大提高了华尔街的影响力——它可以在毫秒之间将股票价格传遍整个国家。

恰好，人们对于伊利铁路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股票自动报价机刚刚被引入市场的时候。电报使得股票价格在全美范围内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但电报的两端都需要有熟练的报务员发送和接收。1867年，爱德温·A·卡拉汉（Edwin A. Calahan）发明了第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stock ticker）。这是一个机械装置，能够把从交易所大厅通过电报传过来的股票价格自动打在纸带上。此前，全美国的经纪人通过阅读定期收到的股价报告来了解交易大厅里发生的情况，现在他们可以直接跟踪每一笔交易的实况。伊利铁路投机战即将爆发，他们很快就会有很多“战况”要跟踪了。

至此，伊利铁路投机中最重要的投机商是丹尼尔·德鲁，他同时也是伊利铁路的董事。即使在那个年代，德鲁在伊利之战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传奇故事”。福勒这样描述德鲁：

伊利铁路在他手中就像单弦的中国竖琴，他在上面只弹两个音调：当伊利股票价格高涨时，他就会高唱：“谁来买我的伊利股票啊，谁来买我价值连城的伊利股票啊。买吧，快买吧！”

当伊利股票价格走低时，他也会高唱：“谁卖给我伊利股票啊，谁来卖给我一钱不值的伊利股票啊？卖吧，快卖吧。”

于是整个华尔街都被他甜美的嗓音所打动，他们以高价从德鲁那里买进伊利股票，然后又以低价卖给德鲁。每天晚上德鲁大叔都会梦到巨大的钱袋，而第二天他总是梦想成真。随着他的单弦琴响起，财富滚滚而来——它们都来自伊利铁路。

成为德鲁牺牲品的不仅仅是那些入市不深的投机商。1864年秋，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开始逼空伊利股票，他们从德鲁手中借钱购买股票，德鲁也向他们许诺，当股票在某一价位之上时，他不会卖出。11月上旬，伊利股票价格是每股102美元，但随后价格就开始下跌了。到了第二年的早春，它已经跌到了每股80美元。推动股票价格下跌的是一连串的卖空，这是谁干的？还能是谁——就是丹尼尔·德鲁，他正兴高采烈地撕毁他给托宾和杰罗姆的承诺。随后，德鲁游说了一个与其私交甚密的法官，后者发布了一条禁令，不许伊利股票发放股息。接着，他又突然要求收回他给杰罗姆和托宾的贷款，迫使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股票来偿还贷款。

对于伊利股票的全面恐慌爆发了。“格兰特和谢尔曼在猛敲里士满的大门[101]，”福勒写道，华尔街上的“又一次大逃亡开始了”。“……那些当初以每股80美元买进伊利股票的投资者一度以为自己捡了便宜，现在却不得不以每股45美元的价格卖出，觉得它每股可能还不值20美元。市场上随处可见5000股或者1万股的卖盘，股价稍有抬升，巨大的卖压又立刻把它打下去。股价最终在每股42美元触底。”

范德比尔特很讨厌这种欺骗伎俩，他在1865年辞掉了伊利铁路的董事职务。但是，范德比尔特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兴趣却越来越浓，1867年底，他成了这家公司的总裁。随着他旗下的铁路扩展至五大湖区，他开始以一个更开阔的视角看待纽约州的铁路。他本能地意识到铁路本身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行业，铁路有很高的资金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火车都必须按照时刻表运行，经营铁路就意味着必须每时每刻去争取生意，否则就会走向破产。在19世纪，铁路行业的价格战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正在放开管制的航空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而避免价格战的唯一办法是形成同盟，即卡特尔。

三条铁路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地区到纽约的商贸活动（此外还有不堪重负的伊利运河）：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其中，纽约中央铁路在范德比尔特的掌控之下，毫无疑问会处于良好的管理和高效的运营之中。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领导之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也以“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著称。整个牌局中最变化无常的就是伊利铁路。只要德鲁我行我素，这三条铁路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只会是一纸空文。基于这种形势，范德比尔特下定决心要在1867年10月8日举行的伊利铁路董事会选举中，占据董事会一个重要位置。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盟友，尤其是从来自波士顿的一个集团中——他们控制着足够多的伊利股票，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德鲁从董事会名单中剔除出去。但是，德鲁在蒸汽船时代就和范德比尔特打过交道，因此对范德比尔特非常了解。德鲁登门拜访范德比尔特，并且使范德比尔特确信，他留在董事会是范德比尔特最好的选择。他发誓要成为范德比尔特最忠实的利益代言人，并且向范德比尔特保证他要反过来帮助范德比尔特监督波士顿集团的所作所为。范德比尔特信以为真了，但由于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上说过很多德鲁的坏话，因此他们一同设计出了一个方案，既能反映范德比尔特立场的转变，又能为他保留面子。

德鲁在董事会选举中很自然地落选了，但第二天，新当选的董事利维·安德伍德（Levi Underwood）就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德鲁被重新选举成为董事来替代安德伍德。德鲁甚至还重新担任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而他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就失去了这个职位。同时当选董事的还有华尔街人前所未闻的2个人，几家报纸在报道的时候甚至拼错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但他们默默无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杰·古尔德。他可能是历史上这场游戏中最聪明的玩家了。

古尔德比范德比尔特和德鲁年轻一代，他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他身材瘦小，也不怎么健康，一位追踪古尔德的记者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我看到他一头扎进了萨拉托加的土耳其温泉。他的胳膊很细，肚子瘪瘪的，黄褐色的脸，还有他的腿，那么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一头出名的‘公牛’，在现实中长着这么可怜的‘小腿’。我不敢肯定，你是不是能将餐巾环套在他的脚上，然后推到膝盖。[102]”但是，无论他的身体有多少缺陷，他的智力和意志力都足以弥补他身体上的不足。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发财，他将用他短暂的一生全力以赴，实现他的愿望。

詹姆斯·菲斯科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异乎寻常地强壮，即使用19世纪并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体重也严重超标。他的一生只追求一件事情：玩得好，过得好。“无耻！无耻！”当菲斯科还活着的时候，福勒就这样描写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颜无耻，无人可比，无人可及，无耻透顶！”

菲斯科出生于佛蒙特州南部的一个小贩家庭，同古尔德一样具有久远的新英格兰血统。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全面接管了他父亲的生意，并把生意迅速做大，而他的父亲反成为他的一名雇员。到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刚刚20岁出头，那一年他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开始为波士顿的乔丹-马什（Jordon，Marsh）纺织品公司打工。凭着出色的推销谈判能力，他成功地与联邦政府签订了许多合同。而他最擅长做的事是突破联邦政府的禁运令，把棉花走私到北方供他自己的公司使用。

战争结束的时候，菲斯科离开了乔丹-马什公司，公司以6.5万美元买断了他的股份，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尽管在股票方面没有一点经验，但他还是在宽街38号开了一家经纪公司，正好位于新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对面。他施展出当初在华盛顿拉拢军火采购官和政客的手段，然而，华尔街不是华盛顿，这里的大佬们吃他的大餐，喝他的香槟，却把他带到了破产的边缘，他很快就输得精光。

但菲斯科不久就卷土重来。他施展出色的谈判技巧，成功地把德鲁正在亏本的蒸汽船“斯托宁顿号”（Stonington）以23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德鲁为此非常高兴，把他雇为自己无数的经纪人之一，帮助他在华尔街重新立足。

詹姆斯·菲斯科。“无耻，无耻，”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写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颜无耻，无人可比，无人可及，无耻到顶！”他以无穷无尽的兴致参与到华尔街的大游戏中，直到在一场三角恋爱中被枪杀。

很明显，古尔德和菲斯科是在选进伊利董事会时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们简直是天壤之别。福勒这样描写菲斯科：“他总是不停地开玩笑，好的玩笑，坏的玩笑，还有一些极其无聊的玩笑。”而古尔德的侄女这样描述她叔叔：“他沉默寡言，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慎重考虑，在任何场合他都举止得体。”他们俩都是如此的精明，以至于他们一见面就立刻意识到对方身上具有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他们的结合后来被证明是华尔街上最“出色”的组合。

[101]格兰特（Grant,1822~1885）和谢尔曼（Sherman,1820~1891）是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联邦军队的将领，里士满是南方邦联的首都，这里借此描述华尔街上的“战斗”。—译者注

[102]这里的意思是讽刺古尔德的腿非常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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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3个月之后，德鲁就违背了他对范德比尔特的誓言，他和其他董事使用范德比尔特最痛恨的伎俩——联合坐庄（pool），一起来推动伊利股票价格上涨。由于他在投机方面有着毋庸质疑的天分，他经常被当时的报纸称为“投机导演”——他在投机操作中扮演总指挥的角色。在1868年1月，伊利股票的价格刚刚上涨到每股79美元，但随后就立刻跌到每股71美元，这意味着背后有人在卖空。新闻界人士毫不怀疑谁是幕后的操纵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投机导演的爪牙一整天都在竭尽全力地制造恐慌，散布比平时多得多的各种关于股票的谎言，尤其是关于伊利股票的谎言。”

联合坐庄集团里有一个会员，德鲁曾资助他购买伊利股票。这个会员心存疑虑，偷偷调查了他买的股票出自谁手，他惊恐地发现这些股票都是来自他自己集团的一名经纪人。他找到德鲁，要求德鲁按照他承诺的那样把股价拉上去。

“我已经卖掉了我们所有的伊利股票，赚了一笔，”德鲁平静地回答道，“现在正准备分钱。”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和他的弟弟亨利合写的《伊利岁月》（Chapters of Erie）是早期新闻调查的杰作，他们这样解释德鲁的所作所为：“投机集团的大佬把钱借给了其中一位会员，让他有财力购买集团所有其他会员的出货，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套了进去，然后，大佬在集团内分配利润。他也会很平静地把原本属于这个牺牲者的钱的一部分作为利润分成返还给他。”

弗兰克·沃克（Frank Work）是范德比尔特在董事会里的耳目，他很有可能也成为了德鲁阴谋的牺牲者，于是，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有点紧张了，他一直希望伊利铁路能够和他的哈莱姆铁路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合作，平分市场份额，这样的话，每家都可以获利。但伊利董事会很快就否决了范德比尔特的这一提案，董事会中除了弗兰克·沃克投了赞成票以外，大部分董事都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公平，伊利铁路所占的份额应该更多些。

范德比尔特意识到董事会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向他宣战。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伊利铁路。如果不能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达到目的，他就会采取另一种方法：收购。“范德比尔特不习惯接受‘失败’这样一个词，”亚当斯写道，“而且，这一次，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这种在所有华尔街人面前被愚弄的感觉，使得这次董事会的拒绝让他尤为刺痛。而且，以往一连串的胜利，使原本就非常自负和傲慢的范德比尔特更加自我膨胀，即使这一次他心爱的计划没有破产，他也从来都不是那种尊严受到伤害后只会坐下来徒然伤悲而无所作为的人。在被别人的阴谋挫败后，他现在一定会拿起他最有力的武器——能够横扫千军的百万美元。”

即使范德比尔特拥有巨额财富，要想打赢这场战争也是困难重重。伊利铁路正式流通在外的公众股有251050股，但这并不是伊利所有的股票。早在1866年的时候，德鲁贷给伊利公司的348万美元，是以2.8万股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和300万美元的债券作为抵押的，这部分债券可以转换成3万股股票，并且可以在债券和股票之间自由地来回转换。这就意味着只要符合德鲁的利益，他可以随时使伊利股票的总量变化10%以上。

此外，德鲁还是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他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在必要的时候发行或“制造”更多的股票。范德比尔特如果想通过收购来垄断伊利股票，他就必须设法阻止德鲁无休止地发行更多的伊利股票。于是他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New York State Supreme Court，也译作高等法院或高级法院，像现在一样，在纽约州混乱不堪的司法术语中，这里的最高法院并不是级别最高的法院，恰恰相反，它是最低一级的法院）法官乔治·巴纳德（George G.Barnard）给予帮助。据斯特德曼所述，巴纳德是一个“坦慕尼奴隶”（Tammany Helot），在范德比尔特的“资产”中是有编号的[103]。

经纪人正在抢购伊利股票。“伊利股票大战”给了华尔街最激动人心的一段时光，它的疯狂程度也说明，当时的华尔街需要制定新的规则来保证市场的平稳有序。

今天，我们可能早已忘记了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是多么腐败，而且，没有什么地方比纽约这个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州更腐败了。美国当时的政治报酬体制注定其官僚体系既无能又贪婪。同时，政治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坦慕尼派俱乐部）又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机器，确保了那些腐败官员赢得选举。

早在1857年，贿赂和欺诈就已经大行其道，以至于乔治·坦普顿·斯特朗律师（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感谢仁慈的上帝，纽约州议会已经休会。”几年以后，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论坛报》（Tribune）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的议会大厅不可能继续充斥着一群不分是非、毫无公德、腐败透顶、寡廉鲜耻的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

华尔街上商业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只会让这些政客们变得更加贪婪。1868年，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被州长及时地批准生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把贿赂合法化了。按照这个法案，“法庭不能只根据行贿方的证词就证明受贿方有罪——除非行贿方证词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证据作为旁证”。在前电子时代，这意味着只要议员们是在私下里以现金形式接受贿赂，定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约下议会的秘书哈德逊·C·坦纳（Hudson C. Tanner）在19世纪80年代他卸任后写了一本揭露当时政治黑幕的书，他说：“‘公平地竞选和诚实地点票’完全只是政治口号，诚实地点票已经让位于‘诚实地清点礼金’。”

司法机关的状况比立法机关也好不到哪儿去，坦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最高法院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纽约州的法官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通过选举产生，这使得他们彻底依赖于政治机器。到19世纪60年代末，《弗雷泽》杂志向已经完全被弄糊涂的英国读者解释：“纽约有一个独有的传统，诉讼人最好在花钱聘请律师的同时还聘用法官，特别是马上就要开始的诉讼案（如伊利诉讼案），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诉讼双方都必须拥有他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法官。”

南北战争之后，整个政府一片腐败，而从这个腐败时代走出来的商人，如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约翰·D·洛克菲勒[105]和J·P·摩根，他们也总是把政府看做要让市场获得有效监管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当在市场中遇到问题时，他们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混乱，而不是寻求通过这个国家中最容易被收买的机构——政府来解决。但是，后来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在谈论到“强盗式的资本家”时，几乎全部闭口不谈这个事实。

[103]指巴纳德是被范德比尔特收买的。—译者注

[104]政治报酬制度（Spoils System），指在美国当一个党派获得竞选胜利后，任命其支持者为政府官员的一种做法。—译者注

[105]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石油大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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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26日，范德比尔特控制了巴纳德法官，让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任何伊利公司的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也明令禁止丹尼尔·德鲁本人“卖出、转让、交付、处理和放弃”所持有的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以为，这样德鲁就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了，他立刻让他的经纪人进入市场悄悄买入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自信他很快就会获得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但是，“船长”严重低估了德鲁，据当时的《先驱报》报道，此时，德鲁“正在嘲笑这个法令”。

德鲁立刻着手把他的可转换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发行了更多的可转换债券，并立刻将它们也转换成股票。1月29日，有人看到他走进位于宽街19号威廉奚斯公司的经纪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福勒写道，“5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在办公室里沙沙地响成一片，就像7月正午的蝉鸣。”在“船长”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伊利股票的流通盘已经增加了20%。

随后，德鲁命令忠实于他的纽约上州法官暂停弗兰克·沃克在董事会行使职务，同时又让巴纳德辖区的另一名法官宣布，在弗兰克·沃克缺席的时候，伊利董事会不得作出任何决定。第三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布鲁克林区的吉尔伯特（Gilbert）宣布，只要有需求，伊利公司就可以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这样的话，德鲁、菲斯科、古尔德在法律上就处在一个近乎完美的优势地位。就像斯特德曼解释的那样：“巴纳德的法令禁止他们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而吉尔伯特的法令和巴纳德的法令正好相反，因此，除了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以外，谁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

整个华尔街疯狂了。“整个市场只剩下了一个词——伊利，”福勒在第二年写道，“人们听到公开交易所（Open Board）的副主席乔治·亨里克斯（George Henriques）以尖利的嗓音依次报出国债、州政府债券、太平洋邮递、纽约中央铁路，然后突然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以更尖利的嗓音喊出‘伊利’这个词的时候，一层阴影掠过他的脸庞，整个大厅仿佛在颤抖。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大厅几乎变成了疯人院。每个收报员和经纪人都立刻站了起来，尖叫着，挥舞着手臂。范德比尔特的每一个经纪人都成为一群人的中心，像一根指针一样，从左转到右，挥舞着手臂，买入所有卖给他们的伊利股票。当主持人的锤子落下，他用嘶哑的嗓音大喊：‘完毕！先生们，如果谁再出价，我就要罚他款了！’伊利股价定在了每股80美元。人们全然不顾此时还没有被拍卖的其他股票，他们涌向大街，大街上只听到一片‘伊利，伊利’之声。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对所有的伊利股票下了买单。在这样强大的购买力下，伊利股价到中午12点的时候上升到了每股83美元。”

如果说在大街上只能听到“伊利”的话，那么在威廉奚斯公司（William Heath & Company）的经纪办公室里，听到的只是“新印刷的5万张伊利股票从菲斯科肥胖的戴满宝石戒指的指尖流过的沙沙声”。菲斯科一如既往地乐得其所，说道：“只要印刷机不坏，我要是喂不饱这头老蠢猪要的所有伊利股票，我就他妈的该死。”

“新股票”出现的消息，以创纪录的速度传遍了华尔街，伊利股价立刻就“像秤砣一样”掉到了每股71美元。范德比尔特现在遇到麻烦了，他为了购买伊利股票已经开始负债了。这时，他要是露出哪怕一点点软弱的迹象，伊利股价就会立刻崩溃，公众的恐慌会将他的巨额财富瞬间吞没。身处危境的范德比尔特丝毫没有退缩，他下令经纪人继续买入伊利股票，股价又被重新推回到每股76.125美元。当天交易结束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持有了将近20万股伊利股票。但是，这些股票足够控制伊利了吗？没有人知道。甚至连范德比尔特也没有丝毫把握。

德鲁、菲斯科和古尔德担心交易所可能裁决新发行的股票不能交割，如果那样，这些新股票就将一文不值，因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股票变成了现金。他们把700万美元装进口袋，几乎吸干了整个纽约的资金供应。

3月11日，一大清早，狂怒的范德比尔特派他的律师把巴纳德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巴纳德法官迅速签发了对德鲁集团的拘捕令，并指示警察立刻执行。福勒写道，此时，“由于笑个不停，德鲁大叔脸上的皱纹已经凝固；古尔德笑逐颜开，一双为钱而生的眼睛闪亮有神；碧眼金发的菲斯科不停地开着玩笑。而伊利股票另外几位董事会的董事正在位于杜南大街的公司总部举杯庆贺他们的胜利……”

当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时，宴会热闹喜庆的气氛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几位董事知道假如他们被捕的话，法院会完全站在范德比尔特一边，而范德比尔特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纽约法律所能管辖的范围。当天《先驱报》和其他报纸正好举办郊游活动，但它仍然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它不无讽刺地描述道：“事实上，自从芬尼亚会[106]会员在人身保护权被撤销之夜从都柏林出逃以来，还没有哪次逃跑比这次更彻底和迅捷。”

几分钟之内，在杜南大街巡逻的一个警察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一群人急匆匆地从伊利大楼涌出来，乱成一团，他们穿着华丽，却面带惊恐之色，身上背着用红色带子扎起来的装满绿钞、账簿和成捆票据的沉甸甸的包裹。由于怀疑这些人是一帮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的劫犯，警察赶上了他们，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错了。这群人是伊利公司的执行董事们——他们装着在刚结束的战役里所获得的战利品，正在逃脱范德比尔特对他们的复仇。

德鲁此时已是70岁高龄，他当然不想在监狱里了此余生，他和其他几个同伙带着钱和公司账簿乘船去了新泽西。菲斯科和古尔德落在了后面，那天晚上他们正在纽约市最豪华的酒店——代尔莫尼克共进晚餐，四周有人放哨。晚餐刚吃到一半，听说警察要来抓他们，他们立刻逃离了酒店，来到哈德逊河码头，他们和一艘小蒸汽船的船长谈好价钱，雇用了他的船和两个水手帮助他们渡河。

那时候的哈德逊河口因为繁忙的海上运输而非常拥挤。这一夜没有月亮，河面被浓浓的大雾所覆盖。水手们因为要竭力躲闪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小船几乎被一艘渡船的尾波所吞没。他们向另外一艘渡船求救，对方毫无反应。他们只好抓住了桨轮的护板，有一两秒钟，菲斯科和古尔德——华尔街传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最终两人又爬到了船上，成功逃到了新泽西。

[106]芬尼亚会（Fenians），指19 世纪领导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的政治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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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伊利之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伊利的董事们卷走了范德比尔特700万美元，范德比尔特拿到了10万股没有任何价值的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控制了纽约，伊利公司的董事们只有和范德比尔特和解之后才敢回家。各家报纸都充斥着关于这场华尔街战争的各种故事。《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指出，伊利之战完全把公众视线从当时的总统弹劾案中转移了过来。

董事们在泽西市岸边的泰勒酒店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它很快被当地媒体称为泰勒堡垒（Fort Taylor）。为了加强它的守卫，一支伊利铁路警察分队也被调了过去，有人专门在附近海域巡逻，“堡垒”甚至配备了3门12磅的大炮。此时伊利铁路东边的终点站已经从皮尔蒙特改为了泽西市，因此，伊利铁路主宰着这个小镇的经济命运，伊利的董事们当然也很注意给当地官员诸如免费乘坐铁路之类的小恩小惠。于是，当地官员也就很自然地竭力给他们提供帮助。

在新泽西，董事会的控制权从德鲁手中转移到了菲斯科和古尔德手中。德鲁只有在自己的老地盘上才会觉得舒服，因此非常讨厌被困在这个泽西市的小酒店里。其他董事则对德鲁两面派的做法太了解了，他们很害怕德鲁故伎重演。早在3月20日，《纽约先驱报》就报道说：“德鲁已经被绑架了，绑架他的人并不是来自纽约，而是他董事会的其他董事。”

当德鲁和其他人正试图在新泽西站稳脚跟的时候，一些战役正在法院和议会中继续进行。巴纳德法官任命“船长”的一个女婿为未来伊利股票卖出后所得收入的接收人，尽管原先正是巴纳德法官明令禁止卖出伊利股票的。纽约上州的一名法官下令延缓这张任命书生效，巴纳德又立刻废止了他的延缓命令。当范德比尔特的女婿拒绝接受时，巴纳德接着又任命了坦慕尼政客彼得·斯威尼（Peter Sweeney）。当然，斯威尼所要接收的700万美元此时正锁在新泽西银行的保险柜里，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而这并不妨碍巴纳德法官从伊利公司拿出15万美元奖赏给斯威尼。

与此同时，伊利铁路的董事们则上书新泽西立法机构，要求在新泽西州获得对伊利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担心纽约法院会授权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铁路在纽约州的所有财产，那样的话他们这个董事会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新泽西立法机构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哈德逊河对面实力强大而又傲慢的邻居[107]眼里撒一把沙，因此立刻通过了这个法案并把它交给州长签署。新泽西的议员们太急于通过这个法案了，他们甚至忘了为自己谋利。当范德比尔特的说客出现在新泽西的首府特伦顿，想通过行贿来阻止这个法案通过时，议员们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他们为坐失了一次发财良机而懊恼不已。

与此同时，有议员在奥尔巴尼提交了一份法案，该法案将伊利公司此前的所作所为都合法化了，并且允许伊利公司在以后基本上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就连巴纳德法官这样一个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的人都被法案中赤裸裸的条款所震惊，称之为“一部使假币合法化的法案”。

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了这个法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让利益相关的双方都来行贿。《弗雷泽杂志》评论说，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卖一样，什么都可以出卖，价格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

杰·古尔德是最早意识到公共关系对公司利益举足轻重的商人之一（虽然因为某种原因，他从来没有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善自己令人讨厌的公众形象），他强烈建议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不能同时控制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使像范德比尔特那样“既富有能力又诚实可靠”的人也不行。他很快就赢得了《纽约先驱报》和其他报纸的支持。

但是，他还是随身带着一个大箱子来到了奥尔巴尼，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说，这个大箱子“装满了千元大钞，这些钞票是用来对付所有那些与这个法案有关的议员们的”。范德比尔特一听到古尔德在奥尔巴尼出现，就立刻叫人拘捕了他，要求他缴纳50万美元的保释金，古尔德眼都不眨就支付了这笔保释金。和古尔德带到奥尔巴尼的钱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报道说，一个议员接受了一方的10万美元，要求他对该法案的通过施加影响，随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方的7万美元，并应他们的要求离开了奥尔巴尼，这样，他仍然是一位（用亚当斯的话说）“优雅的绅士”。

范德比尔特当然也非常愿意花费大笔银子来打点这些立法官员，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这么做，他充其量不过是得到比鲁克王似的胜利[108]。公众意见越来越反对他同时控制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船长”一向非常实际，因此他决定将损失减到最小。他通知德鲁，建议两人面谈。范德比尔特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他买的此刻分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必须以接近他当时购买时的价格脱手；第二，他在公司董事会的两个人——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和弗兰克·沃克所受的损失必须得到全额补偿；第三，德鲁必须答应从伊利的管理层中完全退出来。范德比尔特一直想达到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控制伊利，而是希望伊利铁路以真正的商业模式来运作。

4月19日，星期天，双方达成了协议。这条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尔巴尼。“突然，”亚当斯写道，“传言像灾难一样传遍了奥尔巴尼，在宾馆的走廊之间，恐慌开始蔓延开来。人们想起了南北战争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那时，失败的消息如同潮水一般涌过来。没过一会儿，大厅里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议员们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因为他们听到范德比尔特已经不再反对这部法案了。”

此时还没有与古尔德成交的议员们立刻冲进古尔德在奥尔巴尼所住的特拉文豪华酒店（Delavan House）套间里，“据说，价格在以惊人的幅度下降，”《纽约先驱报》在21日报道说，“那些一直坚持要5000美元的议员们现在只要100美元就满足了。但是伊利铁路的“金库”大门已经关上了，激战的双方再也没有贿赂这些议员的必要了。”第二天，《纽约先驱报》上充斥着对议员们的假意关心，指出他们每天法定的3美元津贴还不够给他们买烟抽的。文章接着问道，“议员老爷们的收入如此之低，那么还有什么能让他们保住他们的信用呢？”

当尘埃落定之后，德鲁辞去了董事和财务主管的职务，弗兰克·沃克和理查德·谢尔得到了伊利公司支付的42.95万美元，撤回了他们对伊利公司的诉讼。古尔德和菲斯科分别当选为伊利公司的总裁和财务主管。而当初为阻止范德比尔特控制公司而发行的10万股股票，被很艺术地在随后几个月慢慢在市场上卖出，以免打压伊利的股价。当然卖出这些股票的收入都归了范德比尔特，而伊利铁路的持股人最后发现他们的股权被稀释了40%。

[107]指纽约州。—译者注

[108]比鲁克王似的胜利（a pyrrhic victory），比鲁克王在公元前280~ 公元前279 年打败了罗马军队，但牺牲极大。—译者注

*　　*　　*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伊利公司花费了900万美元，比它销售“掺水股”所获的收入还多了200万美元。当菲斯科和古尔德搬进他们的新办公室时，“我们最先注意的，”菲斯科说，“就是积满灰尘的保险柜。”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发行更多的可转债券，它们中的大部分被迅速转换成了股票。到年底的时候，市场上已经有40万股伊利股票在流通。古尔德将新发行的大部分股票在伦敦市场上售出，以免对纽约市场造成冲击。

像德鲁一样，古尔德发现伊利铁路简直就是操纵市场的完美平台。他设计了一个做空陷阱。尽管德鲁很快就要变成一个被动合伙人[109]了，但古尔德还是诱使他投入了400万美元。为了迫使利率上涨，古尔德开始一步一步地想方设法抽干纽约的资金供应。他大开支票，让银行保证为这些支票兑付，迫使银行留存现金，以便为随时可能出现的支票兑付作好准备。然后他又拿着这些保付过的支票作为抵押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进一步压缩资金供应。

到10月底，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伊利股票的周交易量达到了创纪录的64.7万股，股价也下降到了每股38.5美元，只有春天时股价的一半。这时德鲁开始有点慌了，他开始从坐庄集团中抽回自己的资金，并且悄悄地卖空了7万股伊利股票。到11月14日星期六前，伊利的价格停在了每股36.625美元，德鲁预计股价会进一步下跌。但是，在星期六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举行的例行拍卖会上，因为古尔德和菲斯科在大量购买，有8万股伊利股票成交，股价立刻涨到了每股52美元。此刻，他们已经成功地逼空了伊利股票，同时放开了资金供应。这时德鲁避免灭顶之灾的唯一希望就是拖延时间，他寄希望于23日在纽约靠岸的卡纳德海运公司的“俄罗斯号”客轮，它会带来伦敦市场上新发行的伊利股票。

德鲁还想通过法院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但被古尔德和菲斯科挫败了。他们控制着这个国家最大的铁路之一——伊利铁路，因此对纽约州的法官有巨大影响力。当一切争斗烟消云散的时候，德鲁损失了130万美元，他以往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华尔街这场游戏中作为重量级选手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即便德鲁没有在这一战役中落败，他的时代也将很快逝去，因为新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将改变华尔街的未来。

伦敦资本市场，虽然此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但已经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西洋对岸，另外一个巨人正在崛起。此时伦敦资本市场的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华尔街市值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但其增长的速度却远远高于伦敦市场。由于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华尔街经纪商在伦敦资本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870年，华尔街人使用海底电缆的费用已经高达每年100万美元。但是，伦敦人对于华尔街人的西部牛仔作风仍然无法接受，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写道，他们这种“不择手段通过对市场进行操控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做法过于野蛮，会造成很多不信任”。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经纪商也希望看到变革。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久，但只能通过收取佣金赚一点点小钱。而投机商们，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层，则总在伺机等待下一次暴富的机会。针对伊利股票投机战中市场表现出的失控局面，当时的《商业和金融周刊》（Commercial and Chronical）——就像今天的《巴伦周刊》[110]——建议实施以下法律：

（1）除非经过2/3股东同意，否则董事会无权发行新股；

（2）现有股东对发行的新股具有优先认购权，新股必须公开发行，并且必须给予足够长的预告期；

（3）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在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总量记录，并随时接受任何股东或者以该公司股票为质押向该公司提供贷款的主体的检查；

（4）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发放股息或者为其他目的发行的所有股票；

（5）违反上述任一条款都属于犯罪行为，将要受到惩罚或被处以罚款。

这些条款构成了今天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但在1860年它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因为那时的联邦政府还没有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作为它职责的一部分，而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也不可能主动改革这样一个能为其会员源源不断带来巨额灰色收入的体制。

即使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不能实施这些变革，华尔街自身也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华尔街上两个最大的机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公开交易所开始了合作，因为交易所意识到交易所的会员（经纪商）和客户（投资者）都需要了解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确切数目。那时，在交易所占主导地位的经纪商们当然很乐意为他们的客户买卖那些可能有问题的股票，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赚取佣金。但是，有时他们也要以这些股票为质押向客户提供贷款，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数量随时可以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那么谁知道这些股票的真正价值呢？

1868年11月30日，两个交易所颁布了同样的监管条例，要求对所有在交易所拍卖的股票进行登记，并且，任何新股发行都必须提前30天通知交易所。大部分公司都立刻遵守了这款条例，但伊利公司拒绝执行——古尔德此时正在围歼德鲁。纽约证券交易所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了解伊利公司的情况，古尔德告诉了他们伊利公司的流通股股数——当然，他说的数据可能并不真实，而且他断然拒绝透露他是否会发行更多的股票。

由于伊利铁路公司拒绝遵守11月30日的法令，伊利股票被两个交易所赶了出来。它在矿业交易所短暂交易了一段时间，但矿业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租约合同不允许它进行铁路股票的交易，所以伊利公司很快又无家可归了。于是，古尔德创建了国民证券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来进行伊利股票的交易，但是，这个交易所只能吸引很少的经纪人，来光顾的投资人更少。1869年，公开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组建了可以主宰整个华尔街的交易所。很显然，在交易所和伊利公司之间，伊利公司无疑比交易所更需要对方。

1869年9月13日，古尔德终于同意遵守新的监管条例，伊利终于又回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此时，伊利公司的流通股是70万股，差不多是古尔德在不到一年前所说数字的两倍。

随着两个交易所的合并，对于经纪商们来说，能否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他们不得不遵守监管条例，这些条例不但在数目上逐渐增多，而且在执行中也越来越严格，华尔街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尔街作家詹姆斯·K·迈德伯瑞当时写道：“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市场中寻求投机以谋求蝇头小利，同时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要么眼光更长远点，努力抛弃原先结党营私操控市场的陋习。前者意味着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后者则会奏响华尔街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前奏，纽约将成为帝国之都，华尔街也会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经纪商们采纳了迈德伯瑞的建议。纽约股票市场的自律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得到大大增强，业务也迅速繁荣起来。这部分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投入使用和股票自动报价器的发明，交易量稳步增长。在合并后的两年里，纽约证券交易所传统的一周两次的股票拍卖和公开交易所的连续拍卖继续分别进行，但是到了1871年，前一方式最终被取消了。至此，从1868年起开始被出售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完全变成象征性的了。

华尔街最终慢慢地长大了，但是在它完全成熟之前，它还有很多路要走。

第七章
“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

（1869年～1873年）

[译者题注]

1869年9月，美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操纵案。多头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精心组织了一个黄金囤积计划，他们一度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市场供应量的黄金合同，于是，黄金价格扶摇直上，“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

译者导读

·伊利铁路投机案过后，在伊利铁路投机案中崭露头角的古尔德和菲斯科成为华尔街新生一代的弄潮儿，他们开始酝酿导演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华尔街大戏：操纵黄金市场。

·刚刚结束南北战争的美国还没有实施金本位制，金币和绿钞同时可以流通，但是由于“劣币驱除良币”，黄金几乎从流通领域彻底消失。而在纽约的黄金交易市场，黄金的投机活动正如火如荼。在当时的黄金市场上，只需要缴纳少量保证金就可以购买数额很大的黄金，这种杠杆效应使得黄金投机成为最为危险的，同时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机活动。古尔德的计划是买断纽约黄金市场的所有黄金供应。如果他能成功，那么，所有黄金的购买者，尤其是那些为实现套期保值而卖空黄金的国际贸易商，将在绝望中眼睁睁地看着古尔德操纵的黄金价格飙升到天价而无能为力。

·为了实现这个美妙的计划，古尔德必须要保证做到一件事情：避免联邦政府的干预。如果联邦政府觉察到他的操纵计划而决定干预黄金市场的话，政府国库中储存的大量黄金就可能随时进入市场，黄金价格将会一落千丈，古尔德的计划也就会被彻底粉碎。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编织了一张关系网，设法结识了当时的总统格兰特，并使这位对金融一窍不通的南北战争英雄相信：政府应该让黄金市场自由运行而不得进行任何干预。

·万事俱备之后，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了他们的囤积操作，他们成功地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供应量的黄金合同，黄金的价格扶摇直上。古尔德和菲斯科与其对手的殊死搏斗吸引了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所有美国人的关注，因为古尔德集团正在囤积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证券或其他商品，而是黄金——全世界通行的法定货币，财富本身的象征。

·如梦初醒的格兰特总统最终意识到自己被古尔德彻底愚弄了，他下令干涉黄金市场，但是，他的命令来得太晚了——这场金融噩梦刚刚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尽管，我们将在下一章知道，格兰特个人的金融噩梦还没有开始）。在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带来巨大混乱的同时，这场黄金恐慌迫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只要存在黄金和绿钞的复本位制，那么，黄金价格的投机就具有无法阻挡的诱惑。在这场黄金囤积案发生的10年之后，美国最终回归到金本位制。

·黄金投机战后3年，陷于一场复杂感情纠葛中的菲斯科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随着华尔街这一代投机家离开历史舞台，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西部拓荒的野蛮色彩也开始渐渐褪去。

·1873年，曾在南北战争中为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的银行家库克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美国当时最为显赫的库克银行破产了，这直接引发了一次波及欧洲市场的美国股市大崩溃，从而彻底结束了美国南北战争后的一轮经济和股市繁荣。

由于当时黄金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如同太阳系中的太阳，所以1869年9月古尔德和菲斯科在纽约市场上主导的黄金投机案无疑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胆的一幕。即使在当时，华尔街上最苛刻的批评家也无不佩服他们的胆量。“在所有的金融投机中，”亨利·亚当斯在1871年写道，“操纵黄金市场是最辉煌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也许正是这种辉煌和危险，使得古尔德先生对其极为着迷。”

在中世纪，黄金是世界上每一个大国的法定货币。从1812年开始，英格兰银行就采用了金本位制，而大不列颠王国此时正处在鼎盛时期。当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4，这个份额比现在美国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还要稍高一些，英国同时还主宰着世界贸易。英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英镑和先令是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英格兰银行实际上充当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

但是，由于南北战争的影响，美国此时还没有实施金本位制。尽管随着1865年北方军队的胜利，绿钞和黄金之间的价差已经大大减少，但还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在美国法律中，有一条关于绿钞的条款含糊不清，它就像战场上一颗还没有引爆的炸弹，时时刻刻都有爆炸的危险。1862年美国第一次发行绿钞时，国会通过的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流通中的绿钞与黄金等值。但是，立法者很快就发现，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这一条款导致黄金立刻从流通领域中消失，它们被悄悄地藏进了千家万户的床垫下和保险箱里。

国会很快废除了这一条款，但他们并没有废除另外一项条款，那项条款规定：对于那些必须用黄金履约的合同，也可以用等价的绿钞来履行。这项条款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对于这样一项条款，从来都无人理睬，但它的存在却构成了古尔德操纵计划的第一个前提。

到1869年，在黄金交易室里进行的黄金交易量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天7000万美元，而且大部分是投机性的。事实上，由于只有很少的保证金要求，在黄金交易室里进行黄金投机操作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有可能使人在几分钟之内暴富或者一贫如洗。

第二年，当詹姆斯·J·加菲尔德（James J. Garfield，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领导一个国会委员会负责调查已经过去的黄金恐慌时，黄金兑换银行的查尔斯·J·奥斯本（Charles J. Osborne）作证说：“只要有1000美元，一个人就可以买价值5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而古尔德的估计比这稍微保守一点，他认为10万美元能够买到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身为伊利铁路总裁的古尔德手上掌管着远远超过10万美元的现金，他也估计纽约市场在任何时点都没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真实黄金供应。当他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他的估计是：市场上有大约价值1400万美元的黄金券（gold certificate）和300～400万美元的金币。

市场上真正的黄金供应量的稀缺也是古尔德敢于大胆实施他的计划的另一个前提。而第三个前提是，虽然黄金交易室里进行黄金交易的都是投机商，但黄金也在每天重要的商业活动中被用做支付手段。黄金是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贸易商们向海外出口的商品是以黄金收款的。在贸易合同签订和黄金交割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在这段时间中黄金相对于绿钞的价格下跌，那么贸易商就会蒙受由此带来的损失。为了防止这样的损失发生，出口商习惯性地在黄金交易室卖空他们未来将要收取的等值黄金。这样的话，如果黄金价格下跌，他们就可以用在黄金卖空操作中获得的利润来弥补因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反之亦然，这就叫套期保值，而套期保值也正是所有商品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尽管这些做国际贸易的大商人拥有的财产远远多于那些在黄金交易室进行投机的乌合之众，并且他们都是社会名流，但是他们在古尔德这样的江洋大盗面前还是有点不堪一击。

古尔德看到了他的机会并决定抓住它。只要用相对来说很少的钱，他就可以买到价值超过整个纽约市场上黄金总量的黄金合同。将要败在他手下的人中，有很多是纽约市最大的贸易商，他们由于商业原因不得不在市场上卖空黄金——如果古尔德的计划成功，他们将被挤压得很惨。那些古尔德在黄金交易室里签订的黄金合同尽管指明要用黄金交割，但在法律上却都没有强制力[111]。如果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照古尔德计划的那样顺利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古尔德可以很轻松地拒绝用黄金支付。菲斯科在晚些时候参与到古尔德的计划中，用他的话说，他们的这次行动，“除了声誉，什么也不会失去”。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大问题：联邦国库中储藏着超过美国整个国家一半的黄金，仅仅在华尔街的分库中就储藏着价值100万美元的随时可以动用的黄金。因此任何想垄断黄金的企图都会随着华盛顿一份电报的来临而被击得粉碎。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古尔德必须买通美国政府，要保证它最起码要“友善地”不采取任何行动。

虽然古尔德不认识格兰特总统，但是他要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面是很容易的。古尔德精心培育了与埃布尔·拉什伯恩·科尔宾（Abel Rathbone Corbin）的友谊，后者既是投机商也是律师，在前一年刚刚迎娶了格兰特总统已近中年仍待字闺中的妹妹，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统家族的一名准成员。为了保证科尔宾的忠诚，古尔德给科尔宾买了面值15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而没有要他出一分钱。这就意味着只要黄金价格上涨1美元，科尔宾就可以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坐收1.5万美元（当然这样一份合同也没有花古尔德多少钱，因为他可以通过支付很少的保证金购得）。科尔宾立刻爽快地接受了古尔德的馈赠，只是要求把这笔黄金记在他妻子的名下。

在早夏时节，总统和他的妻子前往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他们途经纽约时，古尔德在科尔宾的寓所见到了总统，并护送总统到码头，在那里停泊着总统去福尔里弗将要乘坐的蒸汽船。这艘船的主人就是菲斯科，他正在那里等着他们。古尔德、菲斯科和纽约的其他几个商人陪同总统一起前往福尔里弗。在途中，古尔德想方设法想从总统嘴里套出他对于黄金市场的看法，但是总统似乎并不是很乐意合作。在整个夏季旅行中，古尔德几次都设法出现在总统的身边，有一次是在一座剧院——一座菲斯科拥有的剧院里，他成功地使他始终伴随总统左右的形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当纽约财政总管助理的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古尔德和科尔宾设法说服总统，让他任命丹尼尔·巴特菲尔德（Daniel Butterfield）将军担任了这个职务。财政总管助理管理着联邦国库纽约分库，任何卖出黄金的指令都必须由他亲自下达。在这个职位上有一个听命于古尔德的人对他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

巴特菲尔德家族拥有巴特菲尔德快递公司，这是美国运通公司的前身。巴特菲尔德参加过南北战争，并且获得了国会荣誉奖章，他也因为谱写了军队的熄灯号曲而留名至今，他的雕像现在依然屹立在纽约的河滨大道，毗邻格兰特的坟墓。在巴特菲尔德刚上任不久，古尔德就给了他一笔1万美元不需要抵押的贷款，而且给他开了个不需要支付保证金的黄金账户。

古尔德和他的集团整个夏季都在购买黄金，夏季过去之后，农作物被出口到国外，商人们开始在黄金交易室卖空黄金来进行套期保值。在这种卖空的压力下，7月27日还高达每盎司140美元的黄金价格在8月21日已经跌到了每盎司131.625美元。古尔德置若罔闻，继续增仓，编织他的陷阱。他还设法让《纽约时报》刊登一篇科尔宾写的评论，读上去似乎是一条官方将要允许黄金价格自由上涨的声明。9月2日，当格兰特和他的妻子在从纽波特前往萨拉托加的途中再次经过纽约的时候，科尔宾和总统共进早餐，他又一次让总统相信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的价格。格兰特总统是一个非常诚实但有时也有点幼稚的人，他答应科尔宾，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能进行任何非常规的黄金出售。

而总统并不知道，古尔德躲在大厅的后面偷听了餐桌上的这次谈话。

到9月中，古尔德集团已经持有了价值超过9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只要财政部不售出它的黄金，这个数目是纽约市场上黄金供应的数倍。古尔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是一个公关大师，此时他开始散布流言，让人们相信整个华盛顿都参与到了这桩交易中。第二年，黄金交易室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仲裁黄金交易室里的各种争端）的主席在作证时说道：“进行黄金市场操纵的投机商与华盛顿官方的每个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国会山的守门人，这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美国，腐败是多么彻底，以至“美国政府也是黄金囤积阴谋的参与者”这样的流言能够轻易地被大众接受。

到9月15日，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每盎司138美元，这时候，那些不得不因此而缴纳更多保证金的卖空者感到万分痛苦。古尔德担心，这些实力雄厚的人可能会影响财政部部长乔治·S·鲍特韦尔（George S. Boutwell），让他下令卖出财政部的黄金来降低黄金价格。在一次罕见的误判中，古尔德做过了头。他让科尔宾给他的总统姐夫写信，再次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要让市场决定黄金的价格（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让古尔德来决定黄金的价格）。

古尔德让他的私人信使把信送到了当时正在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附近度假的总统手里。在当时，从纽约到达那里需要一天的旅程。非常天真的总统甚至是乘坐着古尔德给他提供的伊利火车专列前去度假的。信使把信件交给了经常随同总统的军务大臣贺瑞斯·波特将军（General Horace Porter），然后由他递给了总统。总统看完信后对信使说，他不需要回信。好奇的波特将军问总统这个信使是谁，总统愣了一下，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位从纽约来的专程送信的信使，他以为这个人是当地的一名邮差，只是想抓住这个送邮件的机会见见他而已。

但是，当波特明白无误地告诉总统，信使是专程从纽约远道而来的时候，格兰特终于恍然大悟，他被科尔宾愚弄了。因为他知道科尔宾绝不可能雇用一个私人信使长途跋涉来递送这样一篇关于经济学的陈词滥调的演讲稿。总统夫人此时正在给科尔宾夫人写信，总统立刻让他的夫人在信中写道：“告诉你的丈夫，我的丈夫对他的投机买卖非常愤怒，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停止这一切。”

而此时的古尔德，刚刚收到了信使发来的电报：“信已送达，一切正常。”于是，他认为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了，并说服菲斯科积极地参与到这项投机操作中来。他并不是需要菲斯科的钱，而是需要他天才般的表演能力。从一开始菲斯科就认为这项投机操作太危险了，所以他一直谨慎小心，未敢贸然进入。当古尔德使他确信总统也参与其中以后，“他立刻就加入了行动之中”，正如第二年加菲尔德在众议院的听证会后所描述的那样：“菲斯科的巨大影响力和有煽动性的狂热给投机活动火上浇油。当菲斯科冲进黄金交易室公然挑衅华尔街和财政部的时候，他带给华尔街的恶毒影响可与罗马政客和阴谋家凯蒂林[112]带给放任的罗马青年的毒害媲美。”

根据菲斯科事后的证词（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不能作为非常可靠的历史资料），到那周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持有了价值5000～6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并且还组织了他自己单独的经纪人团队，在必要时这些经纪人可以立刻为他效力。持续买进的效果已初步显露，9月20日，星期一，黄金价格为每盎司137.375美元。第二天微涨到每盎司137.5美元。但是，星期三，当菲斯科第一次出现在黄金交易室里的时候，黄金价格立刻就暴涨到每盎司141.5美元。

这天下午，科尔宾的妻子收到了总统夫人的来信。对于科尔宾来说，他所有的资本就是他和总统的亲戚关系。这一下，他被吓坏了，想退出古尔德的行动。古尔德许诺给他10万美元，要他缄口不言，不把这封信的内容透露出去。夹在总统和古尔德两个实力人物之间的科尔宾束手无策。但是，古尔德意识到这场游戏已经结束，他现在必须以最快速度收尾。

此时的菲斯科还在通过他的鼓动和公开购买行动来推动黄金价格的上涨，而古尔德已经悄悄售出他的黄金了。但是，一些原来比较谨慎的卖空商（包括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经纪行）这时已经支撑不住，他们开始购买黄金准备平仓，所以黄金价格依然上涨到了每盎司143.375美元。黄金交易量激增。一般情况下，黄金交易量只有7000万美元，但在9月23日星期三这一天，黄金兑换银行的黄金清算量超过了2.39亿美元。

第二天清晨，早在黄金交易室10点开盘之前，纽约的金融区就已经熙熙攘攘了。古尔德和菲斯科在他们的经纪行威廉奚斯公司设有一个指挥点。当市场开盘的时候，菲斯科指示他的主要经纪人买下市场上售出的所有黄金。10点半，巴特菲尔德将军电告华盛顿黄金价格已经达到每盎司150美元，而且还在继续攀升。黄金交易室里挤满了狂热的人群，第二天的《先驱报》报道说：“这里是两个赌博集团的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的大脑在飞速地转动，不停策划着各种阴谋，他们冷酷无情，贪心在极度地膨胀。金子，金子，金子，喊声一片。”

挤满了越来越绝望的人们的黄金交易室就像是充满喊叫声的疯人院。像时钟一样指示每时每刻黄金价格的指针神经质似的上下颤动，力图跟上黄金价格的变化，而在这个国家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许多黄金价格指示器的指针都失灵了。加菲尔德解释说：“这些指针是由与黄金交易室连接的电报线中的电流通过复杂装置推动的。很显然，这种时候，电报报务员们忙不迭地发送市场消息，使得这些电线因超载而溶化或被烧断。”

在遥远的城市里，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商人们停止了所有商业活动，聚集在黄金价格指示器前。在疯狂的2个小时里，黄金交易室里的交易几乎是整个国家唯一的金融活动。货币本身被操纵——古尔德和他的同伙正在试图垄断的不是猪肉，不是大麦，也不是棉花，而是黄金——全世界通行的法定货币，财富的象征。

一个亲眼目睹当时景象的人几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百老汇大街上“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衣冠不整，有的衣服上没有了领子，有的帽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疯狂地冲到大街上，仿佛精神病院失去了控制。人们大喊、尖叫，搓着双手无能为力，而黄金价格稳步上升”。

11点半，巴特菲尔德给华盛顿拍电报，报告说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每盎司158美元，一群卖空投机商奔向威廉奚斯公司的办公室，想赶在黄金价格进一步上涨之前平仓。

著名的华尔街诗人斯特德曼，在他的诗中记述了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在所有关于华尔街的诗中堪称经典杰作。

哎呀！黄金价格是如何扶摇直上的啊

穿过华尔街，威廉街，宽街！

美国的所有金子

都被掌握在一个巨手指挥的操纵集团之中

——它愿意支付数百万美元，甚至更多

它准备充当刽子手亲手杀死华尔街

在黄金交易所的地狱上方

不谙世事的喷泉依然有升有落

但黄金竞价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响

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

就好像撒旦亲自插手一样，

推高黄金的价格——每一分钟上涨百分之一

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买方大恐慌，一直过着优裕生活的华尔街人突然面临灭顶之灾，因为他们卖空了一种价格似乎正在无限上涨的商品。但是，此时黄金价格继续上涨的原因已经不是因为市场上还有巨大的购买需求，而是因为市场上几乎没有卖家了。虽然古尔德和他的同伙正在尽力悄悄地出货，但菲斯科还在虚张声势，制造他们还在全力买进黄金的假象。

11点40分，巴特菲尔德又给华盛顿发电，报告财政部黄金价格已经涨到每盎司160美元。但是，此时巴特菲尔德肯定已经知道华盛顿要准备行动了，因为他的经纪人约瑟夫·塞利格曼（Joseph Seligman）已经开始卖出黄金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有得到了确凿的内部信息才会做出这一举动。

在这一时刻，11点40分，菲斯科的一个经纪人艾伯特·斯派尔斯（Albert Speyers）喊道，他愿以每盎司160美元的价格购买5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没有人接单。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的出价，突然，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一个德高望重的经纪人坚定地喊了一句：“我卖！”

那一瞬间，就像脸上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一样，市场立刻恢复了理智，恐慌瞬间停止了——几秒钟内黄金价格降到了每盎司140美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刻，巴特菲尔德被授权出售国库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来阻止这场恐慌，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布朗做出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下是冒着非常可怕的风险的。很显然，是愤怒促使他这样做的，在第二年的作证中，他说：“我们从每盎司133美元开始参与，从那时起就一直被迫付出高价，该死的价格涨到了每盎司144美元，我们不得不问自己，难道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所作为而甘心被这群无耻之徒掠夺吗？”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整个华尔街就像“刚刚经过一场大火或劫难”，《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写道：“一场突如其来的平静降临整个华尔街，因为这一天早些时候一直高声喊叫而嗓音沙哑的经纪人们，此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核对着自己的交易记录，用压低了的声音相互交谈着。每几分钟主持人就敲一下小锤让大家下单，就这样，黄金交易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些亏欠的空头或多头账户开始平仓。”

这场黄金恐慌带来的金融乱局可能永远都无法理清，只是多多少少被掩盖了起来。甚至古尔德和菲斯科到底有没有赚钱也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纽约先驱报》确信他们赚了钱，第二天它写道：“撒旦得意洋洋地坐在肮脏的战利品上。”直到1877年，古尔德才得以了结这场黄金恐慌所带给他的最后一场官司，那已经是整整8年以后了。在国会听证会上，当被问及他们赚的钱在哪里时，菲斯科轻松地回答说，它们已经“化为乌有了”，这句话立刻激起了所有美国人的猜测。

黄金恐慌仅仅只是买方恐慌，因此对华尔街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那一天是星期五，所以这次黄金恐慌随即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只有那些诸如1837年和1857年发生的卖方大恐慌才真正改变了华尔街的性质。相比于对华尔街的影响，这场恐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大些。加菲尔德清楚地知道黄金恐慌是如何产生的，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阻止它再次发生。“只要我们国家存在着法定的黄金绿钞复本位制，”他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并且相互之间的比价可以改变的话，那么黄金投机就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换句话说，为了阻止“黑色星期五”卷土重来，美国就必须回到金本位制。此后，整整用了10年时间，美国才完全回归到金本位制。如果不是古尔德给美国上了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它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回归。

[111]指前文所提到的构成古尔德操纵计划第一个前提的条款。—译者注

[112]凯蒂林（Catiline），罗马政治家和阴谋家，在西塞罗执政时期领导了颠覆罗马共和国的反叛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　　*　　*

在南北战争的刺激下，各种需求猛增，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在战后这一步伐也没有减缓。1865年至1873年，铁路的总长度翻了一番，铁路的投资是原先的3倍多。小麦产量在这期间也翻了一番。农场主和铁路建造者是当时资金的主要需求者，所以资金成本的上升会对他们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而且，由战争和大量发行绿钞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此时逐步消退了，使得19世纪经济标志性的通货紧缩又重新抬头了。例如，铁路建设中最重要的材料——钢轨的价格在战后的8年中下降了将近14%。随着价格和工资同时下降，生产厂商被迫扩大生产规模来保持较高的现金流量平衡。这就给美国经济披上了一层人造繁荣的假相，而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被一点一点地侵蚀。

越来越恶劣的政治丑闻加快了经济衰败的速度。黄金恐慌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让格兰特政府加盟是任何商业活动成功的先决条件，而所谓的特威德[113]集团在纽约更是营造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必须首先贿赂我”的气氛，特威德是坦慕尼派俱乐部——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但他本人从来未能成为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很多美国城市中出现的那种势力强大到能影响一切的城市大佬。借助天才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之笔，他成为了政府腐败的象征。臭名昭著的“特威德法院”（Tweed Courthouse）实际上就是纽约郡法院，现在依然坐落在纽约市政大厅的北面，当年它的造价竟然高达1400万美元。只要将它和在它之前20年建成的英国议会大厦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其中有多少资金被贪污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114]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恢宏壮观，举世无双，占地面积达2.4公顷，造价也只有1000万美元。

但是，当时最大的丑闻还是动产信贷公司事件[115]。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未来将会因为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了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家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国会，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

现在，在主板[116]（Big Board，我们终于可以这样称呼它了，因为现在它的交易量终于使“主板”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了）单只股票一天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达到5万股，而市场总交易量达到10万股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虽然此时，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市场有越来越大的约束力，但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华尔街还是一个充满风险、动荡不安的地方，因为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有一位名叫奥尔登·斯托克韦尔（Alden Stockwell）的西部人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他通过贿赂华盛顿的官员，拿到了利润丰厚的邮递合同，并以此大发横财。但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就被杰·古尔德击败而一贫如洗。斯托克韦尔财富尽失，却不失幽默。他不无幽默地向记者这样描述他的华尔街经历：

当我刚来到华尔街几百股几百股地购买股票时，大家叫我“斯托克韦尔”。当我买的股票越来越多时，大家称我为“斯托克韦尔先生”。到我几千股几千股地批量交易时，我被尊称为“斯托克韦尔队长”。当市场传说我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时，我被提升为“斯托克韦尔准将”。当古尔德开始攻击我，并把我彻底击败时，他们对我的称呼只剩下“那个来自西部的红头发的狗崽子”了。

古尔德和菲斯科依然控制着伊利铁路，公司总部位于西23大街大剧院（Grand Opera House）的办公楼里，就是在这个大剧院里，菲斯科后来上演了他的人生戏剧。186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行的新规则大大限制了伊利管理层在华尔街市场上操纵伊利股票的能力，而且，此时大部分的伊利股票也已经被英国人买下了。但是古尔德和菲斯科仍然保持着伊利公司的控制权，他们的做法是，拒绝将新股东名下的股票交给他们，从而剥夺了这些股东的投票权。当然，他们豢养的法官们会确保纽约法庭永远站在他们一边。

同时，他们继续与连接西部的其他主干线大打价格战。1870年5月，范德比尔特把从布法罗到纽约市运送牛的运费从每车厢120美元降低到100美元，接着又降到40美元。伊利铁路也不甘示弱，在6月25日把每车厢的费用降到了纯属象征意义的1美元。无疑，范德比尔特自认为可以比伊利铁路更能承受这种自杀性的降价，于是也如法炮制。

但当新价格开始实施之后，人们发现，范德比尔特的中央铁路线上奔忙着运牛车，而伊利铁路上一辆也没有。范德比尔特很快查明了原委。原来，古尔德和菲斯科已经将布法罗牛市上所有的牛买下，然后通过几乎是免费的中央铁路将这些牛运输到纽约，又发了一笔横财。“船长”对自己如此轻易地被对手击败而感到耻辱和愤怒，他发誓“再也不跟这帮骗子打任何交道”。

虽然受了点小侮辱，范德比尔特这段时间过得还是很愉快。他认识了两位出色的女士——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和她的妹妹田纳西·克拉芬（Tennessee Clafin）。她们的一些举动在当时正处于维多利亚中期的美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举动包括出版报纸和鼓吹“唯灵论”（spiritualism），伍德哈尔甚至参与竞选美国总统。范德比尔特新近丧偶，他向美丽的田纳西·克拉芬求婚，但因为田纳西有一个名存实亡的丈夫而不能接受。她长期无视他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觉得有离婚的必要——她无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当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向“船长”求助，向他贷款在华尔街上开办一间经纪行时，极具幽默感（这一点鲜为人知）的范德比尔特很爽快地答应了。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听到女经纪人这个名词的时候该是多么震惊和难以接受。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女性从事诸如法律和医生这样的职业，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而华尔街更被认为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根本不适合女性参与。

姐妹俩在宽街44号开了间经纪行，生意看来很兴隆，这得益于“船长”，也得益于媒体的关注——他们实在无法想象女人买卖股票和债券是怎么回事。这为姐妹俩带来的游客多于顾客，以至于她们不得不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个启事，上面写道：“如果你来谈业务，请进；否则，闲人免进。”但克拉芬姐妹毕竟不是真正的女权改革先锋，她们很快就对华尔街上日复一日单调不变的事务感到厌倦。她们的业务被华尔街上其他的经纪商看成一场笑话，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这个经纪行最终没能在1873年的大恐慌中生存下来，而女性第一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一个席位是在100年之后。

詹姆斯·菲斯科开始因为参与到华尔街以外的一些活动而受到公众的关注。他曾经担任纽约民兵第九团的陆军上尉，他出钱为他们（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制作了漂亮的新军服和最好的黄铜镶边。他也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有出色的表现，在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后，他组织了一次当时主要的救援活动，他派遣一列火车把救灾物资运送到这个刚刚被洗劫过的城市，并下令伊利铁路的所有其他车辆为这辆专列让道。当时全美国的人都被这一行为深深打动。

但是，最让菲斯科出名的事还是他的恋爱事件，或许这是菲斯科唯一一次不情愿的出名。虽然菲斯科当时已经结婚，而且以一个特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成功的婚姻，但大部分时间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两地。他在纽约有套豪宅，毗邻他在大剧院的办公楼，而他的妻子则住在他为她在波士顿购置的大房子中。在纽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菲斯科陪同着美丽得近乎是在炫耀的女郎们。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爱上了其中一个名叫乔西·曼斯菲尔德（Josie Mansfield）的黑头发女人，她的高大身材在那个时代比现在要受欢迎得多。菲斯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完全丧失了他平日的精明，以至于没有看出这个女人和他在一起完全是为了他的钱。

菲斯科在大剧院的大街上给曼斯菲尔德买了套房子，很快他就搬进去与她同居了。他的妻子一向对他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然住在波士顿。但是，要命的是，曼斯菲尔德很快爱上了菲斯科的生意伙伴埃德温·斯托克斯（Edwin Stocks），斯托克斯风流倜傥，但有点神经质。斯托克斯家族19世纪初乘船从英国迁到美国，斯托克斯的叔叔过着非常舒适体面的生活，住在此时刚刚开始衰退的上流社区麦迪逊广场附近。虽然斯托克斯有足够的钱过优裕的生活，但他的家人深知他的缺陷，一直对他严加看护。

1870年，曼斯菲尔德命令菲斯科搬出他为她买的房子，菲斯科只好照办。他依然很迷恋她，继续给她支付生活费用达数月之久，希望能让她回心转意。与此同时，菲斯科开始调查斯托克斯侵吞他们合办的布鲁克林炼油厂款项的情况。于是，一连串的诉讼开始了，记者们全部涌到法庭上，参加无休止的听证会。在其中的一场听证会上，曼斯菲尔德就她和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作证，于是整个事件肮脏混乱的内幕在报纸上炸开了。

最后，1872年1月，斯托克斯精神崩溃了。他来到大剧院要和菲斯科面对面地解决问题，但得知菲斯科已经离开了大剧院，去拜访一位住在中央大酒店（Grand Central Hotel）的朋友。中央大酒店位于第三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是当时纽约的购物中心。于是斯托克斯赶到了中央大酒店，而菲斯科还没到。当菲斯科来到酒店正准备上楼的时候，斯托克斯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掏出手枪向他连射两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菲斯科的大肚子，菲斯科立刻从楼梯上栽了下去，但他马上又站了起来，紧接着斯托克斯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胳膊，于是他又倒了下去。

菲斯科挣扎着站起来爬上了楼梯，酒店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了附近的会客厅，并且立刻叫来了医生。而斯托克斯根本没有想逃跑，他很快就被警方逮捕，并被带到纽约市一个令人生畏的监狱，这个监狱有着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绰号——“坟墓”。一开始，菲斯科受的伤似乎并不是很重，但是他死后的尸体解剖表明，第一颗子弹把他的肠子打穿了4个洞，引发了腹膜炎，这在当时是致命的。

如果你想体会这样一次刺杀在1872年产生的轰动，你不妨想象一下唐纳德·特朗普[117]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118]的大厅里被洛克菲勒家族一名年轻成员开枪打死会在媒体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在一个小时之内，报童们就在大街小巷高声叫喊：“菲斯科被刺杀了！”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大酒店的外面，警察局长增派了250多名警察看护“坟墓”监狱，因为有谣言说一群下决心要绞死凶手的暴徒正在朝监狱赶来。

与此同时，经纪商涌进了位于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酒店，很快一个非正式的伊利股票“交易会”自发形成了。虽然经纪商们“对于菲斯科在盛年之时被人冷血刺杀表示了一点同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但他们还是一群最冷酷无情的人，报纸引用他们中的某个人的话说，“伊利股票肯定要涨”。事实确实如他所料，星期一早晨一开市，伊利股票价格就涨到了每股35.25美元。

虽然经纪商们对菲斯科的悲剧表现得很冷漠，但当时的普通大众却不是这样，这使得这个国家的卫道士们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菲斯科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混乱的感情纠葛，而大众则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人们记得他出身贫寒，但一直努力奋斗，他的成功完全是汗水换来的。”《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报道说：“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虽然他也用了不少华而不实或者半野蛮的手段，但在他灵魂深处有追求自由的信念和慷慨大方的精神，这使得他的那些缺点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菲斯科总是非常大方，在伊利公司的办公室里，总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来向他请求免费乘车，或者借钱购买杂货或煤，通常他们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而他那天现身于中央大酒店，正是为了去看望他的一位已故朋友的年轻遗孀和孩子，他一直在悄悄地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

虽然菲斯科仅仅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小歌剧[119]的演出中穿过军服，但在纽约民兵第九团的组织下，菲斯科的葬礼是19世纪纽约市最宏大的军队葬礼，只有林肯和格兰特的葬礼超过了这个规模。在葬礼队伍行进的时候，有10万人出来为他送行，当天夜晚，他的尸体被运送回家乡布莱特博罗（Braffleboro）埋葬，人们三五成群，在1月凛冽的寒风中站在铁道两旁，默默致哀。几年以前，他曾经慷慨地出钱把公墓用铁栏杆围起来，他当时开玩笑地说，他也不知道这些铁栏杆有什么用处：“现在已经在里面的家伙是不可能出来了，在外面的人当然也不想进去。”

菲斯科的伙伴杰·古尔德也将在那年春天失去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前一年夏天《纽约时报》不停地刊发特威德集团大量贪污受贿的证据，最终导致特威德集团的解散。那些一直在袒护伊利铁路的法官现在自身难保，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被弹劾了。古尔德在由于他退出伊利铁路而引起的伊利股票大幅上涨中大发横财，这并不出人意料。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继续在西部联合公司、南太平洋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运作中扩大他的财富，直到1892年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6岁。

[113]威廉· 马西· 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1823~1878），美国政治家。他在19世纪60年代是纽约市民主党的后台老板，侵吞了数百万美元的城市公款，后来被发现并判有罪（1873）。—译者注

[114]指英国。—译者注

[115]动产信贷公司（Credit Mobilier），这里Mobilier 用的是法语，是“动产”的意思，Credit是“信贷”的意思。—译者注

[116]指纽约证券交易所。—译者注

[117]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现代美国的房地产巨头。—译者注

[118]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 － Astoria），纽约市的一家豪华酒店。—译者注

[119]吉尔伯特（Gilbert, 1836~1911），英国戏曲作家。沙利文（Sullivan, 1842~1900），英国作曲家。他们两人一起创作了一系列的小歌剧，为现代歌舞剧的前身。—译者注

*　　*　　*

从南北战争开始到菲斯科被刺杀，这非同寻常的10年标志着华尔街作为一个主要金融市场正式登上了世界舞台。随着华尔街最显赫的大玩家突然去世，多少年来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西部拓荒色彩也开始渐渐褪去，但是，1873年的大恐慌才真正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

杰·库克曾经因为帮助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为南北战争筹资而成为最负盛名的银行家。战后，虽然他依然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自己的银行——杰·库克银行却没有那么兴旺。他依然在政府债券市场中拥有较大的份额，还拥有几条铁路的股权，其中一条叫北太平洋的铁路是最让他头疼的。尽管他为了资助这条铁路的建设已经发行了价值1亿美元的债券，但是这笔钱还是在铁路完工之前就花完了。187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这条铁路线的建设给予额外财政补助，并授权库克全权代理。于是，库克又在欧洲市场上发行了更多债券，铁路沿线的北达科他州甚至把它的首府命名为俾斯麦[120]，以吸引更多的德国投资者来参与这个铁路项目。库克试图用他在推销战争债券时的成功手法来推销北太平洋铁路的债券，但收效甚微。铁路建设困难重重，大桥坍塌，路基被冲垮，到1873年初，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只能向工人打白条，并且公司在银行的账户也已严重透支。《费城纪事》（Philadelphia Ledger）把它与18世纪初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相提并论，后者是一个由骗局和期望同时构筑的金融投资计划，它使得千家万户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这个时候，库克正和J·P·摩根共同承销新发行的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一次他们又选择了欧洲作为主要市场。虽然实际的承销费用仅仅只有15万美元，但是承销所得收入可以全部推迟到1873年底再交给政府。假如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售完所有债券，他们就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免费使用这笔资金。摩根此时正和费城的一个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克塞尔（Anthony Drexel）合伙经营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 and Company），他并不急需这笔钱，而库克不顾一切地想拿到这笔钱。令人遗憾的是销售进展缓慢。（有人曾指责摩根蓄意“摧毁”库克，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债券销售进展缓慢究竟是摩根的蓄意所为，还是市场条件所致）。

9月，库克最终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中。一直紧张的资金供应在秋天来临之际接近枯竭，欧洲市场显然对美国证券越来越没有兴趣，更多的铁路陷入了财务困境，政府丑闻相继爆出，这一切迹象都表明华尔街正在一步一步接近灾难的边缘。

灾难最终降临了。9月13日，星期六，凯恩-考克斯公司（Kenyon，Cox and Company，这是丹尼尔·德鲁的公司）宣布破产，停止营业。第二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恐慌还没有发生。但是到了星期三，股市开始下跌，交易量放大，卖空行为也明显增多。内幕人似乎正在离场，而且他们的行动似乎恰逢其时。第二天，9月18日，星期四，上午11点钟，库克在纽约的合作伙伴范斯托克（H. C. Fahnstock）宣布库克银行纽约支行暂停营业，很快在费城的库克银行总部也被迫宣布停止营业。于是，美国当时最显赫的银行破产了。

这条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在华尔街炸开了，“一匹脱缰野马”呼啸着冲上了华尔街。当消息传到交易大厅时，“人群中爆发了一声惊叫，这声响似乎要冲垮经纪商所在的整个大楼，”《论坛报》写道，而在交易所之外，“恐惧似乎抓住了每个人的心。”

第二天，各种谣言传遍了华尔街，甚至有谣言说“船长”也濒临破产。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范德比尔特没有以保证金的方式买股票，而且他的股票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无数与他合作的经纪商和银行却被迫停止营业，甚至很多经营良好、利润丰厚的公司，它们的股价也遭到了重创。9月20日，星期六早晨，西部联合公司的股票价格从每股75美元骤跌到了每股54.5美元。

华尔街的恐惧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迅速传到了欧洲，欧洲市场也应声崩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华尔街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纽约先驱报》认为这种疯狂和歇斯底里完全可以把各个帝国摧毁。一个经纪商称这次崩溃为“自黑死病以来最大的世界性灾难”。

星期六上午11点，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无限期休市，这在其历史上是第一次。格兰特总统、财政部部长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起从华盛顿来到纽约，与纽约金融巨头一起商讨解决的办法。范德比尔特告诉他们这次崩溃的原因在于铁路的过度扩张，而这种扩张所用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发行联邦债券，他对媒体说：“用公众的钱修建一条从一个无名小镇通向另一个无名小镇的铁路，这无异于公然犯罪。”

由于此时还没有中央银行，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在市场上买入联邦债券，以此向金融市场注入新的资金。证券交易所禁止其会员在交易所之外交易股票，但大部分会员对于这项禁令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场外交易。随着崩溃的恐慌消退，证券交易所宣布它将于9月30日（星期二）重新开市，股票市场终于慢慢恢复了元气。但是，这次大崩溃给整个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南北战争后的繁荣景象完全消失了。6年之后这次衰退才最终结束，美国经济才逐步恢复过来。到那个时候，华尔街将大大地成熟了。

第八章
“你需要做的就是低买高卖”
（1873年～1884年）

[译者题注]

华尔街的历史舞台上，先后登场了无数形形色色的人物，各自演绎了多姿多彩的人生。他们中有的人开创了华尔街的新时代，唤回了华尔街久已缺失的诚信和社会责任感，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摩根；有的人却以吝啬和爱财如命留名青史，如海蒂·格林，但是，这样一位彻头彻尾的守财奴却同时是一位出色的投资家，在股市的惊涛骇浪中游刃有余，她说：“你需要做的就是低买高卖”……

译者导读

·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市场崩溃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导致了美国股市的萧条。欧洲投资者一直是美国这个新兴国家主要的国际资本来源，此时他们也对投资美国望而却步。但是，奇妙的是，股市崩溃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它使得美国人能够以低价购回此前向欧洲人出售的美国证券，事实上变相地洗劫了此时还远比美国富足和强大的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股市的周期性崩溃在将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下来的泡沫挤出经济循环之外，也使得经受了考验的经济体变得更加健康，增强了免疫力。

·19世纪的最后20年，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美国完成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化进程，这是截至当时世界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187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里还没有一家以制造业为主，但到了1900年，工业股票已经迅速成长为华尔街的股票主体。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钢铁产业白手起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钢产量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

·也是在这个时期，一位对华尔街和美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脱胎于南北战争时期粗放狂野的华尔街，他把它迅速变成了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这个人就是J·P·摩根。

·摩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华尔街新一代投资银行家的代表。不同于早年华尔街大部分的投机家，他信奉的理念是诚信为本。在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中，他和他所代表的华尔街人为美国这个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实体的新兴超级大国筹集了其迅速崛起所需的巨额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重塑了华尔街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使得华尔街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摩根创立的摩根银行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在华尔街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上，人性的方方面面都暴露无遗，因此也就从来不会缺少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是华尔街传奇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海蒂·格林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富有的女性之一。她视财富如生命，对于金钱的酷爱近乎病态，她可以为了很小的一笔金钱而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时间、声誉、健康、友谊，等等。无疑，她是华尔街历史上葛朗台式的守财奴。但人格上的缺陷并没有妨碍她成为一个出色的投资者，她依靠投资股市而致富，在她“低买高卖”投资致富的同时，她对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筛选和判断，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资金的流转。当股市中成千上万的人这样做的时候，全社会的金融资源便得到了更高效率的配置，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在此前的黄金操纵案中侥幸没有酿成大祸的格兰特在退休后也来到华尔街，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幼稚的前总统和退休将军，受到华尔街老练的投机家沃德的蒙骗而深陷泥潭。他的公司最终不可救药地破产了，并引发了一场短暂的金融恐慌。曾经叱咤风云的格兰特，名下资产只剩下200美元，只好依靠写作回忆录来赚钱，这无意中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格兰特回忆录》。

就像在华尔街上经常看到的那样，在一场巨大的崩溃之后，市场往往出现一种反常的平静。1873年的大恐慌也不例外，股价在下跌，交易量在不断萎缩。此时还是市场支柱的铁路股票在1873～1878年之间平均损失了一半的市值。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价格也从1873年最高峰时的7700美元下降到3年之后的4250美元（为了使读者对这个数目有点概念，在19世纪70年代，一个非熟练工一年的工资是平均1000美元——如果他足够幸运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的话）。总共有287家经纪公司在这几年破产倒闭，更多经纪公司则是自动解散。

就像前几次的情况一样，这一次，欧洲投资者也决定不再投资于美国证券了。一位德国银行家说：“美国铁路债券在欧洲市场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即使是天使签了字也不行。”这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期令人痛苦，但它自有它的益处。其中之一就是那些等不及看到美国经济复苏的欧洲投资者开始大量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国证券。1873～1879年，欧洲人手中的美国证券资产价值总值下降了6亿美元，单单铁路证券一项就减少了2.51亿美元。这虽然进一步加剧了华尔街市场证券价格的下跌，但实际上增加了美国人的财富。当欧洲人出资修建美国铁路时，美国建成了自己的交通大动脉，而欧洲人持有这些铁路的证券，他们本来可以获得这些证券的利息和其他收益。但在这些利息和收益兑现之前，欧洲人就在华尔街上把这些证券卖掉了，而美国人以比原来低得多的价格把这些证券又买到了手。结果，美国既修成了铁路，又拥有了这些证券。

可是当美国经济的巨大发动机重新运转起来的时候，欧洲投资者又会回来重新购买美国证券。这种现象并不是19世纪所特有的。向上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当时很多欧洲人在新大陆投资建立合资公司，随后，这些公司又很快破产；向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过度自信的日本人以市场最高价购买了诸如洛克菲勒中心这样的美国标志性地产，随后又在遭受巨大损失之后失去了它们。

除了牺牲外国投资者的利益造福美国之外，经济萧条还迫使美国公司为了生存而提高运作效率。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下来的泡沫被挤出了经济循环，资源向强者手中聚集。当条件一旦改善、经济重新开始扩张的时候，美国经济体将会有更强的免疫力来应对坏年景。

在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之后，美国经济和美国政治一样，开始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直到1878年的时候，还没有一家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当时全部54家上市公司中，有36家铁路公司、5家煤矿公司、4家电报公司、4家邮递公司、3家矿业公司、1家蒸汽船公司和1家地产公司。

但是到了1900年，“工业股票”已经迅速成长为华尔街市场的主体。在1860年，美国所需的钢材几乎还全部需要从国外进口，而此时，美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全欧洲钢产量的总和。仅卡耐基钢铁公司一家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国整个国家的钢铁产量。

在19世纪帷幕将要落下的最后几年中，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写下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壮丽的诗篇之一。有许多种因素在背后推动着这个进程：美国的南北战争刺激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战时的高关税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免受来自欧洲的竞争与冲击，而南北战争也摧毁了南方的政治势力，使得当时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北方利益集团在华盛顿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除此以外，随着大批移民涌进美国，农场耕作机械化使得农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减少，农村的年轻人随之大量涌进城市，因此，城市里迅速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19世纪初，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但到了1880年，城市人口已占到全美总人口的25%，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增加到40%。

美国的铁路总里程也从南北战争结束时的3.5万英里（约5.6万公里）增加到1890年时的16.4万英里（约26.4万公里），铁路行业的迅猛发展为很多重工业产品如钢轨、机车、铜线等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而且，铁路把美国联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而实现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但是，美国像南北战争之后这样规模的工业化，不仅仅需要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它还需要资本，大量的资本，而这些资本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华尔街。这个时代的华尔街正在迅速地被打上一个人的深深烙印，这个人就是J·P·摩根。J·P·摩根是华尔街新生一族中的代表，他们被称做投资银行家。他们脱胎于南北战争年代狂放粗野的华尔街，并把华尔街迅速变成了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最有影响力的力量。

J·P·摩根是19～20世纪之交华尔街人物中唯一一位至今仍在美国社会家喻户晓的人物，就像约翰·D·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耐基一样。摩根的外貌极具特点，很容易被画成漫画，他因此不仅代表华尔街的形象，而且也常常作为华尔街的象征出现在不计其数的政治漫画中。

J·P·摩根。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摩根一直是世人最熟悉的华尔街人的形象，并主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很多重大经济和金融事件。

J·P·摩根的家庭背景和大部分华尔街历史上的主要人物并不一样，他们往往出自比较贫寒的家庭。而J·P·摩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有着古老的新英格兰血统，1871年，他的祖父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121]迅速扩张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城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他先后投资过房地产、蒸汽船公司和铁路，还是安泰火险公司（Aetna Fire Insurance Company）的创始人之一。J·P·摩根的父亲朱尼厄斯·斯宾塞·摩根（Junius Spencer Morgan）是哈特福德一家纺织品公司的合伙人，后来他搬到波士顿，成为著名的棉花经纪人詹姆斯·M·毕比公司（James M. Beebe & Co.）的合伙人。1854年，朱尼厄斯·摩根应邀成为伦敦的金融公司乔治·皮博迪公司（George Peabody & Co.）的合伙人。皮博迪是美国人，但在英国生活和工作多年，凭着良好的信誉和精明能干，他在英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一生未娶的皮博迪对当地的慈善事业非常慷慨大方，以至于维多利亚女王曾要授予他准男爵爵位，都被他谦逊地婉言谢绝了。他逝世后，法国和英国的战舰一同护送他的遗体回到美国。

皮博迪在19世纪60年代初退休，朱尼厄斯·摩根接管了这家公司，并把它更名为J·S·摩根公司。于是从幼年开始，他的儿子J·P·摩根就潜移默化受到两件事情的影响——这对摩根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并成为其品格中最有特色的部分——那就是，永远追求达到国际银行业的最高水准，同时，坚守他父亲和皮博迪所一直坚守的原则：如果想要在这个领域获得长期的成功，个人诚信至关重要。

在J·P·摩根晚年时，一个国会委员会向他问询华尔街的工作，委员会的法律顾问问他：“商业信贷的决定因素主要是贷款者的金钱还是财产？”

“都不是，先生，”摩根回答道，“最重要的是品德。”

“比金钱和财产还重要吗？”

“比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摩根强调，“金钱买不到品德……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

摩根从未对他这一生想要做什么有任何怀疑，甚至早在孩童时代，他就已经表现出对商业的热爱。在他还只有12岁的时候，摩根和他的表兄弟吉姆·古德温（Jim Goodwin）组织了他们称之为“哥伦布登陆时期野生动物博物馆”的展览。摩根精确地记录了所有的费用和门票的收入，展览结束后，摩根整理出了一张资产负债表，标题为“摩根和古德温，野生动物博物馆展览资产负债表，1849年4月20日”。在他一生中，他只要看一眼就能对账簿了然于心，当记账员拿着账本请他检查时，他总能一下就指出其中非常微小的错误。

摩根先后在哈特福德、波士顿、瑞士的韦韦和德国的格丁根大学接受过广泛的国际教育。在格丁根学习一年之后（在那里，一个数学教授试图说服他从事数学研究，但没有成功），他到了纽约，在邓肯和谢尔曼（Duncan and Sherman）的华尔街公司里当了一名助理会计师。

在工作中，他的能力和敢于负责的精神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公司派他到新奥尔良学习棉花经营，他很快看到了赚钱的机会。他用公司的汇票买了一船咖啡，而他并没有被授权做这种生意。当公司拍来电报，强制要求他立刻把咖啡处理掉时，他拍电报回去，告诉他们他已经把咖啡处理掉了，并且还赚了一笔可观的利润——此刻他正在将支票寄回公司。在摩根的一生中，这种快速果断的做事风格是他的最大特色。

1862年9月，摩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J·皮尔庞特·摩根公司（J. Pierpont Morgan and Company），这家公司在南北战争后的华尔街繁荣时期迅速发展起来。1864年，年仅27岁的摩根税前收入达到了53286美元。（内战时期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税表为公共信息。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好事。）

19世纪80年代，东瞰华尔街。1871年，第一栋摩根银行大楼代替了原先的百货商场。据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人们看到一个人和摩根一同走下摩根银行的台阶，就意味着这个人很快将平步青云。

1871年，摩根和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公司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这家公司就是纽约的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其总部设在华尔街23号，华尔街与宽街的街角处。虽然这座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大厦在1913年被现在这座风格非常朴素的建筑物代替了，但这个地方一直是摩根银行的总部，华尔街人士称之为“街角”。

依靠与费城德雷克塞尔公司的业务合作和他父亲在伦敦的关系，摩根从一开始事业就很成功。即使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衰退中，他每年为公司贡献的利润也很少低于过50万美元。他与伦敦的紧密关系对华尔街和他自己来说同样重要——这将使他成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银行家。

从1866年开始成功运行的大西洋海底电缆使得伦敦和纽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越来越近。纽约正在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尽管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仍将是资本输入国，但它也开始承接外国在美国的债券发行。1879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就在美国成功发行了300万美元的债券。

也就是在同一年，摩根在市场上一举成名，获得了“具有非凡竞争力的银行家”的称誉。范德比尔特在1877年去世时，把高达1.05亿美元的巨额财产——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一笔私人财富，留给了他的大儿子威廉·H·范德比尔特（William H. Vanderbilt）。小范德比尔特因此持有了纽约中央铁路87%以上的股份，他希望能分散他的资产。但是，要在市场上大量抛售像纽约中央铁路这样显赫的大公司的股票，而不对其价格造成太大的冲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摩根接下了这项任务，而且成功地以每股120美元的高价在伦敦市场上售出了15万股纽约中央铁路的股票。而且，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等到市场有所察觉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

不仅这次销售取得了巨大成功，摩根还因此成为这些持有纽约中央铁路股票的英国股民的总代理人，被授权为他们代理投票，于是他成为纽约中央铁路代表这些英国股民利益的一名董事——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铁路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开始计划如何利用自己的影响给混乱不堪的美国铁路业建立新秩序。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在这之前的50年，美国的铁路系统（如果可以称得上是系统的话）一直以混乱无序的方式发展着，大一点的主干线都是由小的地方铁路拼凑而成的，铁路公司的资本和公司结构也因此千奇百怪。

铁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经营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企业——即经营这些铁路的管理层中大多数人并不拥有这些铁路的股权。尽管按道理讲，这些管理层理应完全代表股东的利益，但这时候，几乎还没有什么法律手段可以强制他们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工作。因此，管理人员可以为自己谋求私利并损害股东甚至是顾客的利益，实际上，他们也常常这么做，动产信贷公司计划就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例子。许多铁路公司的管理层甚至会去建造一条与另一条已经存在的铁路竞争的铁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一条铁路出钱买断自己。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但由于恶性价格战、过度建设和经营不善，整个铁路行业的利润急剧下降。甚至管理良好的纽约中央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也在相互残杀，各自在对方的领地内建造了与之竞争的铁路线。摩根说服小范德比尔特，使其确信他能为两家铁路公司找到和解方案。他邀请双方的管理层共同坐上他的“海盗号”游艇（Corsair），豪华的游艇在加里森和桑迪胡克之间的哈德逊河上来回航行，直到摩根促成双方达成协议。按照协议，纽约中央铁路买下和它隔河相望的哈德逊河西岸的铁路线，宾夕法尼亚铁路则把正在建设的从哈里斯堡到匹兹堡的铁路线买下来，并立刻停止建设。（为修建该铁路而开凿的穿山隧道随即被废弃，直到几十年后修建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时才被重新启用。）

这一协议被称为“海盗协议”，它的成功签订使摩根在商业界和华尔街声名鹊起，生意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他的公司。虽然他只是华尔街的一名银行家，并不专营铁路，但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他实际上是美国铁路工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公司为诸如巴尔的摩铁路、俄亥俄铁路、切萨皮克铁路、伊利铁路等铁路公司成功地进行重组，并推行了合理化的改革。

当摩根和其他投资银行家把此前华尔街明显缺失的诚信带到华尔街之后，华尔街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此前大多数美国人提起华尔街，都认为它和赌场没什么差别，现在华尔街开始赢得良好的声誉。在这一过程中，摩根的个性和作为所起的影响不可低估。和老范德比尔特一样，身高1.83米的他远远超出那个时代的平均身高。因为他不喜欢锻炼身体，所以他缺乏锻炼，也因此比一般人胖得多。但他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双炯炯有神的淡褐色眼睛。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Edwards Steichen）曾经拍过摩根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他说，与摩根的目光对视就像正视一列向你驶来的高速列车闪亮的前灯。“如果你有幸能逃离‘铁轨’，”一个作家补充道，“你会觉得那双眼睛只是令人敬畏；但如果不能，那就太恐怖了。”

[121]哈特福德市（Hartford），是美国主要的大保险公司的发源地，至今仍是许多保险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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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摩根和他的同伴给华尔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尊敬，那么华尔街上一些古老而鄙俗的行为方式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则给华尔街增添了很多色彩，并成为它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令人难忘的人中有海蒂·格林（Hetty Green）。如果在1916年她死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有《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的话，她轻而易举就能排进前20位。时至今日，她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40个人之一，并且是其中唯一一位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女性。她与几乎和她同时代的J·P·摩根一样有新英格兰血统，她的母亲是豪兰家族（Howland）的一员，当年的豪兰家族乘着“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在19世纪早期，豪兰家族靠着捕鲸在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市积累起巨额的财富。海蒂·格林继承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她还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更大的一份家产。她的父亲曾经为豪兰家族工作，也靠捕鲸发了家，接着又在华尔街上成倍地放大了自己的财富。虽然她的家庭非常富有，但家庭温暖却少得可怜：她母亲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自我幽闭，一直受着其实并不存在的疾病的困扰；而她的父亲只想着赚钱。在这样一个缺乏爱和关怀的家庭成长起来的海蒂·格林，心理上受到的创伤几乎是致命的。

海蒂·格林。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一生都生活在对贫穷的极端恐惧之中，她是华尔街上最精明的玩家之一。

1865年，海蒂·格林继承了她父亲的财产以后，每年的收入接近30万美元，而在当时，只需1万美元就可以让一个中等偏上的家庭过上一年的优裕生活了。但对于她来说，这点钱远远无法让她满足。事实上，再多的钱也不行——受到早年心理创伤的影响，她是个极度的守财奴。海蒂着迷的不是金钱能给她买来的东西或者带来的权力，而是金钱本身。占有金钱能给她带来极大的满足，而失去金钱则会让她痛苦万分。

因此，为了不失去金钱，不管是多么小的一笔，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时间、便利、声誉、健康、容貌、享受、友谊、她孩子的幸福等等，任何东西。她曾经花了半个夜晚的时间在马车上寻找从信中掉落的价值两分的邮票。就在她发疯似的寻找这张邮票的几个小时内，她的财富产生的利息相当于一个中等家庭的平均年收入。

尽管海蒂·格林不愿花一分钱，她却是一个赚钱的天才。“我不太相信股票，”她曾经说过，“我从来不买工业股票，我喜欢铁路和房地产。在决定一项投资前，我会努力寻找关于这项投资的任何一点信息。赚钱其实没有多大的窍门，你需要做的就是低买高卖，你要节俭，要精明，还要持之以恒。”当然，她的节俭无可挑剔，她曾经胳膊下夹着价值20万美元的见票即付的债券出现在她在纽约的银行里，这种债券几乎相当于现金，而她却是乘坐公共汽车过来的。接待她的银行家警告她不该冒如此大的风险。

“你应该坐马车来。”银行家说。

“马车，是的！”海蒂·格林回答道，“也许你能坐得起马车——而我坐不起。”

但是，一旦她的财产面临危险的时候，她会以最快的速度去坐计程车。1885年，她使用多年的银行——约翰·J·斯科父子银行（John J. Cisco and Son）面临破产的威胁，此时她正住在她丈夫的家乡——佛蒙特州（Vermont）的贝洛斯福尔斯（Bellows Falls），虽然有320公里之远，但她似乎嗅到她的财产面临危险的气息。她在斯科父子银行存有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证券——在过去25年中，她已经把她从父母那里继承过来的遗产增长了25倍，而且还有556581.33美元的存款。一旦斯科父子银行破产的话，这两笔钱就有可能被长期冻结在那里。她给斯科银行写信要求把她的存款转到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

银行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为她转汇这么大一笔数目的存款，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同时通知她说她丈夫在银行的欠款超过70万美元，而他作为贷款抵押的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Louisville and Nashville Railroad）的股票价值已经下跌到不足以再为这笔贷款提供抵押了，银行要求她补上差额。不用说，海蒂·格林一口拒绝了，她在给银行的第二封信里说，她丈夫的债务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再次要求把她的财产转账。为了能够快一点赶到银行，她一下火车便搭乘计程车从纽约中央火车站赶到了曼哈顿下城的金融区，但为时已晚，接到她的第二封信后，斯科父子银行就宣布破产了，她的财产被托管给一个叫刘易斯·梅（Lewis May）的人。格林太太匆匆赶到了位于华尔街59号的银行，在刘易斯的办公室找到了他，向他要求提款。

刘易斯不仅一口拒绝了她提款的要求，认为她不过是银行800多个债权人之一，而且更糟糕的是，刘易斯坚持只有在她还清了她丈夫的贷款后，才会把她的证券还给她。

海蒂·格林面临着最可怕的噩梦——多年来，她靠拼命节俭和敛财而得来的迅速膨胀的财富转瞬之间就要被人夺走了。在她的意识中，她与这个充满敌人、冷酷无情的世界之间唯一的东西——她的财产，正处在危险之中。这是她人生的危机时刻，她必须全力以赴。

一半的华尔街人正在透过银行厚厚的玻璃窗观看这位当时已经被报纸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的人如何努力去夺回自己的财产，同时免交她丈夫的欠款。她每天哭泣、大叫、威胁，又反过来哀求，直到银行在5点钟关门才离开，而第二天清晨又早早地来了。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在金融区成了一道吸引游客的新风景线。海蒂·格林固执无比，喜欢骂人，情绪激动。相比之下，刘易斯虽然彬彬有礼，富有耐心，却同样顽固，他坚持如果她不还清她丈夫的债务，他不会给她一个子儿。

最终，海蒂·格林屈服了，她开出了一张422143.22美元的支票来了结此事。虽然这还不到她总资产的2%，但这已是她这一生中开出的未能交换到等值或者更高价值对应物的最大数目的一张支票了。这张支票上的每一分钱都是她身上的血肉，让她痛心万分。当支票开好后，刘易斯把她的债券、股票、租赁合同、契约、存款单，和其他所有能够证明她财富的文件和材料都还给了她，她把它们捆起来全部塞到计程车里，几乎没有给她自己留下太多的空间。然后她护送着她的财产沿着华尔街到达了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化学银行，在那里，她的财产——因此她自己，也就又一次安全了。

围绕她丈夫贷款问题的纷争破坏了她的婚姻，从那以后，她和她的丈夫基本上处于分居状态。但是，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当他生病的时候，她会立刻前去照顾他（她一直以自己护理技术高明而自豪）。在他死后，她甚至还买了一件新衣服并穿着它前去参加他的葬礼。对海蒂·格林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很深的感情的话，她是绝不可能这么做的。

海蒂·格林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纽约照看自己的财产，同时她一直努力避免被别人认做是纽约居民，因为那样她就不得不缴纳纽约的税赋。为了逃过税务人员，她不断地在出租的房子和便宜的酒店里换来换去，并且通常使用假名。但是，她成为了华尔街上的常客，人们经常看到她穿着破旧过时的黑衣服，慢吞吞地进出化学银行去检查她的财产。银行要给她提供一间办公室，但被她拒绝了，她担心那样会引起税务人员的注意。她会选择一张碰巧空着的桌子，如果没有的话，她干脆就坐在地板上看她的邮件，把债券的息票剪下来。有时，她会自带午餐，通常是麦片粥，她把它放在暖气片上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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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从来都与天真无缘，但美国的第18任总统U·S·格兰特除了打仗以外，几乎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很天真。和他同名的儿子小格兰特也不比他好多少，但因为他是小格兰特，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所以他不断地受到那些想通过他认识总统的人的奉承。这些人中有一位叫费迪南·沃德（Ferdinand Ward）。

沃德在1869年的黄金大恐慌发生后不久来到华尔街，他到处吹嘘他充其量不过是平平的投资业绩。他原先是农产品交易所的一名小职员，业余时间里做点商品期货的投机生意。很快，他开始在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上投机，并不断夸大他的成功。大部分华尔街人一般都不太会相信别人离奇的投资神话，但是格兰特公子却没有这么老练。他学习的是法律，此后曾经尝试过几次商业投资，但最终都以惨败告终。在沃德技巧高超的恭维之下，格兰特公子觉得自己和沃德很投缘，很快他们就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格兰特-沃德会司，开始从事经纪业务。

1881年，此时已经卸任的前总统格兰特和他的妻子搬到纽约，住在东66街3号，毗邻第五大道，他也成了这家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之一。格兰特夫妇将20万美元现金投入了这家公司，这是他们夫妇的大部分资产。沃德则投入了同等价值的证券（后来发现这些证券的实际价值远远不足20万美元）。

为了能有机会接触前总统，再通过他和华盛顿的政治势力挂上钩并以此获利，无数新客户来到格兰特-沃德公司开了账户。与此同时，沃德利用格兰特总统之名向詹姆斯·D·菲什（James D. Fish）的国民航海银行（Marine National Bank）申请贷款，菲什写信给格兰特将军询问情况，格兰特回信道：“我认为这些投资是安全的，我很乐意沃德先生借用我的名声和影响来为公司谋利。”

菲什推断，沃德一定搞定了这位前总统，里面肯定有政府合同之类的把戏，因此不但贷款给格兰特-沃德公司，而且自己也在这家公司开设了账户并和沃德一起进行投机操作。随后，沃德散布谣言说政府将与他控制的几家公司签订项目合同，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子虚乌有，因为格兰特很早就断然拒绝为沃德去跑政府合同。当他听到沃德散布的谣言时，立刻要求沃德给他解释清楚。沃德否认了这些谣言，说他现在正忙于为伊利铁路几条支线的建设融资。

而实际上，沃德真正在做的事情是在华尔街上进行投机操作，而且并不成功。他借用格兰特之名吸引格兰特的朋友和仰慕者们投资，并允诺将会以非常丰厚的分红来回报他们——他们也的确定期收到了分红，但这些分红大多是来自于后来的新投资者的钱。换句话说，这完全是个庞氏骗局。

像所有此前和此后的庞氏骗局一样，刚开始它确实很灵验。随着包括格兰特家族成员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格兰特父子在纸面上也越来越富有了。格兰特公子宣称他身价已经超过100万美元，格兰特将军也寻思着他至少也有200万美元的资产了，这个数目在19世纪80年代足够让他位于真正的富人之列。他开始经常去格兰特-沃德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会见新投资者，当然，这位民族英雄和前总统给这些投资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庞氏骗局迟早是要崩溃的，格兰特-沃德公司也不例外。如果沃德在市场上真是一个出色的投机者的话，他也许还能够幸免于难。可遗憾的是，他不是。到1884年5月，他已经处在悬崖的边缘。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国民航海银行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如果格兰特-沃德公司破产的话，也将意味着一家大银行会破产，这有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危机。

沃德知道，如果他告诉格兰特真相的话，格兰特肯定不会帮助他了。虽然格兰特在钱的方面可能是个傻子，但却是个诚实的傻子。于是沃德编了个谎言，他告诉将军，国民航海银行出了问题，原因是纽约市的资金突然从银行抽走了，而如果国民航海银行破产的话，格兰特-沃德公司会被它拖垮。他请求格兰特筹集15万美元来挽救这种局面。格兰特担心银行的破产会引起公众恐慌，于是向小范德比尔特求救。这时的小范德比尔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对于他来说，15万美元只是一笔小钱。

此时，小范德比尔特已将他7年前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翻了一番，他也许不是一个像他父亲那样光芒四射的人物，但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因为在前一年冬天摔了一跤，格兰特此时还拄着拐杖，他一瘸一拐地来到小范德比尔特的办公室。小范德比尔特告诉他说，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国民航海银行。“至于格兰特-沃德公司，”小范德比尔特说话很少绕弯子，他说，“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我没有任何理由借给它一分钱。”听到这么冷冰冰的回答，格兰特目瞪口呆，彻底绝望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小范德比尔特告诉他，虽然他不会借给格兰特-沃德公司一个子儿，“但为您——格兰特将军——我愿意借这个钱。”

格兰特谢过小范德比尔特，蹒跚着走回他的马车，坐车回到家中。在那里，费迪南·沃德正在等着他，他把支票交给沃德。第二天一早，沃德就把支票兑现了，随即把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5月6日，星期二，格兰特像往常一样来到格兰特-沃德公司的办公室，但在那里他只见到了他的儿子。格兰特公子告诉他国民航海银行已经破产，格兰特-沃德公司也随之破产了，而沃德则失踪了。

两家公司破产的消息以飞快的速度传遍了华尔街，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到一起。将军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几个小时之后，拄着他的拐杖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他嘴里咬着的雪茄早已熄灭，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当他经过人群的时候，每个人都摘下了帽子，向这位在南北战争中曾神勇地拯救过联邦政府，但现在却连自己也救不了的将军致敬。

虽然华尔街并没有立即发生恐慌，但金融市场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年仅26岁的第二国民银行总裁约翰·C·伊诺（John C. Eno）携带银行的400万美元逃往加拿大，这已足够激起一股抛售狂潮了。几家极有声望的机构被迫停业——至少是暂时停业，股市狂跌。纽约清算中心（New York Clearing House）——银行之间清算资金的机构，组织了一笔救援资金来帮助那些还算健康的银行，特别是大都市银行（Metropolitan Bank），使这家银行在仅仅3天之后就重新开业了。

恐慌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格兰特-沃德公司及国民航海银行肯定已经无药可救了。格兰特-沃德公司在最后清算之后，发现其资产仅为67174美元，而其负债超过了16792640美元。詹姆斯·D·菲什被押进了拉德罗大街监狱（Ludlow Street Jail），试图逃往国外的沃德后来也加入到了他的行列。当菲什知道他的新狱友是谁时，他大声吼叫着：“不要让我看到他，否则我一定会杀了这个混蛋。”格兰特将军彻底破产了，他的家族的大部分成员也不能幸免于难。沃德被判犯了重大盗窃罪而处以有期徒刑10年。

到了6月，前总统格兰特名下只剩下200美元资产了。人们开始给他寄来支票，有一张寄来的支票中附了一张便条：“这是为了在1865年结束的南北战争中，您为国家所尽的职责中我应付的那份。”格兰特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它们。他把他的奖章和军刀交给小范德比尔特，后者犹豫再三，最后接受了，并将它们捐赠给了政府。对格兰特这样一个骄傲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不无悲哀。

但是，格兰特-沃德公司的破产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此前，不管杂志社和出版商提供多么丰厚的报酬，格兰特也拒绝写作关于他那些异常残酷的战争岁月的回忆录，但是现在他已无路可走了。他和马克·吐温出版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出版公司预付2.5万美元出版他的回忆录，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出版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就在开始写作后不久，格兰特得知自己患了无法治愈的咽喉癌。深知来日无多，他加班加点地写作，以免自己去世后家人一贫如洗。他成功了，在他去世的前三天，他完成了手稿。

回忆录出版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销量超过30万本，这给格兰特家族带来了5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但是，《格兰特回忆录》（Memoirs）远远不只是一本畅销书，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杰作，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格兰特从未想过他会写作，但他天生诚实、简洁和坦率的风格最终成就了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历史作品。时至今日，大部分的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依然认为在同类作品中，只有凯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es）才可以与之媲美。

华尔街最悲惨的经历造就了美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之一，不能不说有点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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